早前，在蒙特利COP15会谈中，与会者达成一致意见，要建立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而仅仅八个月之后，这个新的自然基金就成立了。
成立这个基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尽管倡议者们为基金成立速度之快感到欢呼雀跃，但富裕国家对兑现自己对捐款承诺，并没有同样的紧迫感。
在COP15大会上诞生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求各国在2030年之前实现保护、恢复以及可持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新目标。
但是，很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也是最贫穷的国家。因此，框架的目标之一便是，在2030年之前，让各国每年至少筹集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无论钱是公共和私人部门资金。其中，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至少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0亿美元，到2030年这一数字要增至300亿美元。
这个新基金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Fund），将由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简称GEF）管理。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成立于1992年，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应对紧迫的环境挑战。 GEF已经管理着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在内的其他国际环境条约的资金。
该基金先是在今年6月份获得了GEF管理委员会的批准，然后8月的GEF大会上获得了各国环境和财政部长的批准。
按照“大自然运动”（Campaign for Nature）董事布莱恩·奥唐奈（Brian O’Donnell）的说法，这个基金的机制达成一致的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他以GEF的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为例说，成立这样的基金一般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一致。“这样你就失去了真正使用这笔钱的机会，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成立基金上了，”他说。
不过，因为目前为止各国政府的捐款尚未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2亿美元，所以该基金还无法发放资金。加拿大政府承诺捐资2亿加元（约合1.47亿美元），英国政府则捐资1000万英镑（约合1250万美元），而英国自然部部长特鲁迪·哈里森（Trudy Harrison）称这只是“第一笔捐款”。
RSPB高级国家政策官乔治娜·钱德勒（Georgina Chandler）表示，只有两个国家出资的情况“令人失望”。她补充说：“我相信，资金缺口会得到弥补，基金也会投入运作，但如果能有更多发达国家出资就好了。”
她说，到目前为止缺少出资方很可能是因为国家预算周期。“基金成立得很快，没有给各国太多时间释放资金。”
尽管有迹象表明该基金到今年年底可以达到2亿美元的目标，但奥唐奈仍然表示担心。“与真正需要的资金量相比，2亿美元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富裕国家到2025年之前每年至少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支付200亿美元，这一数字实际上是目前国际生物多样性资金的两倍。”
显然，并非所有生物多样性融资都要通过新的基金提供，但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缺乏资金支持表明要填补的缺口还很大。
用预算周期作为不出资的理由只不过是“逃避责任、不想为全球紧急势态掏钱的借口，”他说。“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原定于2020年启动，而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要求的金额是每年1000亿美元。因此，需要额外为生物多样性提供国际融资这件事不应令人感到惊讶，”他说。
设立这个基金是专门为了避免绿色气候基金遇到的问题。进展缓慢，最贫穷的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一线社群和土著居民很难获得资金等问题，一直都是绿色气候基金为人诟病之处。
这个基金的通过，尤其是承诺支持土著民族和本地社区这件事，给了我们激励和希望。露西·穆伦凯,国际原住民生物多样性论坛
GEF同意将高达20%的资金定向用于原住居民和地方社群的保护项目，同时还有至少36%的资金用来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尽管这些还只是激励人心的目标，但却得到了环境倡议人士和原住居民的欢迎。国际原住民生物多样性论坛（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Forum on Biodiversity，简称IIFB）联席主席露西·穆伦凯（Lucy Mulenkei）认为这一基金的创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批准设立这个基金，并对原住居民和当地社群做出了明确的承诺，让我们倍感鼓舞并且给了我们希望，让我们相信地方层面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可以得到支持，”她说。
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全球政策和保护融资常务董事安德鲁·多伊茨（Andrew Deutz）博士表示，GEF取消了申请需要获得GEF理事会及其首席执行官批准的规定，这就简化了资金审批流程，将审批时间从19个月缩短到12个月。某个项目的概念一旦获得秘书处的批准，那么就只需获得理事会的正式同意，他说。
“但愿我们能最终能缩短这一流程，有了好的结果，才能让捐款人对这一流程持续感到满意，”他说。
多伊茨表示，目前还不太清楚拨付地方社区和原住居民的资金将如何管理。他建议，要么通过双边发展银行，要么通过有管理小规模拨款项目经验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来给付。
新基金与GEF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的目的是在吸引政府资金的同时，吸引私营部门和慈善组织的资金。不过，通过这些渠道能获得多少资金，还存在质疑。
奥唐奈认为，让私营部门自愿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出资简直是一个神话。“政府想将责任转嫁给私营部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唯一能让私营部门真正为生物多样性出资的方法，就是要求他们这么做。政府要么自己出这笔钱，要么建立一个法律和金融框架，要求或者鼓励私营部门出资。”
他说，向此类基金捐款的企业“占比非常非常低”。“这个基金可以接受私人捐款，并不意味着我们会看到企业排着队、拿着支票等在门口要给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出钱。”
类似地，慈善机构更可能通过GEF共同资助项目，而非直接向新的基金捐款，因为这样他们就能独立决定资金的去向，他说。
多伊茨预计，GEF将鼓励慈善机构通过具体的项目将其资金与自己的资金对接，如“蓝色自然联盟”（Blue Nature Alliance），GEF就是通过这个项目将自己的资金与多个基金会的资金匹配起来，共同创建了一个海洋保护资金池。
“GEF与慈善组织合作开展此类活动的记录相当不错，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GEF与大型慈善组织共同参与管理，完成重大项目的例子，”他说。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各国还同意逐步取消有害于自然的补贴或对其进行改革。2021年的一项重要研究预测，这一举措可以显著缩小生物多样性的融资缺口。但评论人士认为，蒙特利尔峰会之后关于这一问题讨论很少。“在生物多样性融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一直进展缓慢：一是削减有害补贴从而降低成本，二是增加公共资金流。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要想实现，就需要在短期内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奥唐奈表示。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独立于在2021年中国举行的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在此次会议上，中国宣布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该基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关于该基金的运作机制，以及它是否会与框架基金互动，目前尚无更多详细的信息。
包括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在内的多个中国社会组织已经跟进并建立了一个公共募捐平台，其中绿发会已经向基金捐款100万元人民币。
在2022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北京智库机构创绿研究院提出，政府应当追求多样化的资金来源，而非一个庞大的基金。报告还建议基金应当以各国政府的财政出资为基础，同时鼓励私营部门出资并探索众筹。
下一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定于2024年12月召开。在此之前，各国将致力于更新各自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使其与在蒙特利尔达成的新目标保持一致。在纽约气候峰会、联合国大会以及迪拜COP28气候大会等即将举行的国际气候变化会议上，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也将是讨论议题。
2023年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原东道国土耳其遭遇了破坏性的地震，土耳其因此退出主办此次大会。由谁来接替土耳其主办COP16大会仍然待定，新的主席国预计将于北半球的秋季产生。
“目前还没有可以与之接触的东道国政府，这让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尴尬的境地。最好能尽早确定主席国，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与UNFCCC展开接触，并作为主席国制定此次会议的日程——这对保持框架工作的势头将非常有帮助，”RSPB的乔治娜·钱德勒说。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