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物我相融的世界——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与动物观》
作者：莽萍 蒋劲松 田松 杨帆 苏静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近年，中国人滥食野生动物、虐食狗猫、活取熊胆、动物园活体喂食等事件频频在媒体上亮相，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批评。中国仿佛成了一个残忍的国家，中华民族仿佛成了一个不文明的民族。
而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莽萍教授为主要作者的新书《物我相融：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与动物观》却认为，中国人爱护动物、尊重生命的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应对自然万物是“中国传统智慧中最丰富迷人的部分。中国人的动物观就孕育于其中。”
由早期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与动物观开始，这本书从传统文化，民间社会以及中国的女性族群等多个角度，展现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独特“仁爱护生”思想，同时也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对自然和动物“感恩而敬畏”的情感与文化。
书的作者大都是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动物保护思想的专家，且常年活动在动物保护工作的第一线，为受到虐待的动物大声疾呼。
书中引经据典，读起来饶有趣味。如《山海经》、《论语》、《春秋》、《楞严经》等传统经典和佛、道教经文，以及各个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民间信仰。
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与西方基督教慈善运动发展而来的关注个体的“动物福利”思想不同，中国的“护生”思想更多地站在整体主义角度：“古代中国人……世界观是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在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里，事物之间都有联系，万物都有灵魂。这种信仰决定了早期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把人与动物严格对立起来。古代中国人认识到动物与自身的相似，认同动物有与人相同的情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包括动物“可以相互沟通、交流、分享经验甚至相互转换”。因此，人要向对待自己那样善待自然万物。
本书告诉我们，这条物我相融、仁慈护生的长河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曾断流。现代动物保护运动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在中国萌芽。那个时代，不仅有促进建立“中国动物保护协会”的先驱吕碧成，也有用诗画来描绘中国传统护生思想的丰子恺和李叔同。老舍、冰心等人文学者具有深厚朴素的爱护自然思想，他们的作品常常流露出爱护自然万物的思想，民国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文明生活方式中也明确包含“反对虐待动物”。
莽萍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渊源久远的传统，也是在急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几乎被我们遗弃和忘却的传统。重拾这一传统，发掘它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正是我们今天须要完成的最急迫的意义。”但“在近百年来无休止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冲击之下，仁民爱物和护生的传统被批判、被抹黑、被遗忘。……我们当下的社会其实已经远离传统文化仁爱与同情的伟大精神了。”
在当今这个发展为纲的时代，我们也同样与自然，与动物割裂、对立开来了。
现在中国的动物保护运动，是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社会名流对伴侣动物的关心。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环保NGO开始在中国立足，新的理念也被带到中国。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作为西方动物保护的主要理论流派也慢慢开始引领中国动物保护运动，逐渐成为主流。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动物保护者和团体接受了动物福利理念，但是他们也面临着西方的理论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冲突：动物福利理念着眼于“减轻动物的痛苦”，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仿佛更加注重于“活着”。
一位资深的中国动物保护工作者提到：“我们的项目（伴侣动物保护）所面临最大的冲突不是‘动物福利’与‘虐待动物’的冲突，而是‘动物福利’与中国传统‘好死不如赖活着’思想的冲突。”
这说明，虽然这条物我相融的大河只剩下涓涓细流，若隐若现，但并没消失。书中最后列举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民间动物保护的事例，来说明中国动物保护意识复苏并逐渐加强，让读者看到希望。
就在本书发布会的前两天，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机构的法律学者向社会公布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此后许多争论质疑“中国是否需要动物保护法？”很多人指责这部建议稿，认为“西方的动物保护不适合中国国情。”
《物我相融》这本书正是让大家，无论是动物保护工作者，还是普通公众，又或是推动立法的专家学者，能够认识到这条“河”，也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同样有爱护动物的传统。
同时认识这条“河”，也有利于在中国做动物保护的工作者更多地从传统视角思考问题，阐释公众应如何看待动物保护，以及如何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动物保护。
沈成，动物保护组织“行动亚洲”项目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