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危险来自滑坡发生当时，以及之后滑坡坝决口而导致的洪水。印度河上游历史上最大的洪水发生在1841年和1858年，都是短命的滑坡坝造成的。当堰塞湖水淹没村落、导致村民被困时，就会带来暂时的巨大损失。2010年在阿塔巴德悲剧再次重演，当时有25000人与外界隔绝。
然而与滑坡相关的危险决不限于这些短暂的极端事件。堆积阶段的危险性会变得越来越大。随着冲积物在河道中的堆积，频繁的岩屑流、暴风雨和融冰洪水等地方性灾害将改变河流通过冲积扇和三角洲的路径，威胁到农田甚至村庄的安全。而被严重降雨和洪水带动的岩崩物质将形成毁灭性的岩屑流，就像1996年果尔村发生的那样。农田被埋在乱石堆下面，巨大的砾石就像连续动作的打夯机一样摧毁了人们的住房。
当地人的确制定了周密的策略以减少或者防止那些更加常见的高山灾害，比如通过土地利用、对危险的地点和天气状况保持警惕，以及在破坏性事件发生后齐心协力地修整设施。但是，滑坡这个东西遵循的根本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本文中列举的证据提出了相当少见的问题，比如是什么引发了岩崩，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数量的显著差别又从何而来？因为正在影响穿越这些无冰河谷河流的岩崩超过375次，它们都发生在上一次大冰期之前，也就是说大约在12500年到10000年之前。另外有11次发生在有历史纪年的时期，还有30次是通过沉积情况推断出来的，它们发生在2000年到8000年前。但是从地质的角度来看，这些滑坡还都非常非常新。
与此同时，我们调查的范围只占整个流域四分之一的面积。如果说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的话，那就意味着在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山地里的滑坡次数有以上数字的四倍那么多。这无论在频度还是规模上都超过了近几百年来的记录。
大型滑坡的导火索通常都是地震或者极端天气事件。证明由风暴天气引起的滑坡已经有好多起，但喀喇昆仑更大型的滑坡事件的原因似乎就埋藏得很深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同震。1841年的滑坡是由一场地震引发的，而导致2010年滑坡的不稳定性可以追溯到2002年的地震。但是，这两次和1858年的滑坡尽管破坏性非常大，但都属于规模较小的岩崩，破坏性大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滑坡坝崩溃得太快了。许多史前的岩崩在强度上都比它们大1到3倍，因此也需要同等力度的地震来作为诱因。
然而，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喀喇昆仑山地区在地震上显得相对“平静”。对斯卡杜-希格尔流域的现代记录表明这里只有轻微而零星的震源，而同时人们却记录了16次较大国模的滑坡事件。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近8000年中，至少有9次发生在4000年前到2000年前这段时期当中。因此，我们如何解释那些规模更大的滑坡呢？为什么发生在有历史记录之前时期的次数要多得多呢？引起这些滑坡的地震强度似乎要比现今在周边地区引发重大灾难的地震还要大，比如1935年的奎达地震（强度7.7级）和2005年的克什米尔地震（强度7.6级）。
滑坡的证据似乎越来越支持彼得·莫尔纳和罗杰·比尔汉姆等人的假说，这个假说是关于“消失”的喜马拉雅地震的。人们都认为超大地震会遵循“地震周期”，因为需要时间在一个地区积累构造压力，以便在某次大地震中释放出来。但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些区域已经有500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地震了。根据地震学和测地学的研究，喜马拉雅东北部的大地震（也就是加州人所说的“大家伙”）预期已经“超时”。
如果较大型滑坡确实是由超大地震引起的，这就意味着这种罕见的地震构造时间突出、重设并最终控制着地形变迁的日程。在印度河支流上的滑坡相关地质特征证明了这一观点。它们以千年为单位逐渐演化，而且碰巧创造出适合人类世代居住的条件。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滑坡背后也埋藏着几率很小但破坏性极大的威胁：大地震会引发多重地质事件，比如大型滑坡、上游河谷被淹没、下游的水量和沉积在几百年中都会大大减少。以我们现有的能力，完全无法预测类似规模灾难的发生，更不用说阻止了。
当然，我们可以也应该进行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建筑的结构安全性，这至少可以拯救超大地震震中和滑坡发生地带人们的生命。如果各地能够做出比最近几场灾难中更好地准备，人员和财产损失肯定会有所减少。但是，到那个时候，沿着大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坝和高速公路的城镇和城市将更加扩大，这就意味着面临灾害威胁的人口和建筑密度更高。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喜马拉雅地区的土地利用都是以零星散布的小村子和小镇的形式进行的。但如今，这种方式被认为是过时的、低效的，在许多情况下传统的驱避风险的安排和环境知识都正在被破坏或者丢弃。另一方面，居民们可能对所谓的集体安全——即住在一片极度集中的土地上——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依赖。由于向这样一种环境妥协，他们以前关于滑坡的那些传说更具有现实而非宿命的意味。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喀喇昆仑山滑坡的次数格外众多，但滑坡和与滑坡相关的地质变迁显然也存在于其他高山地带。比如“高亚洲”全境、南北美洲西部的科迪勒拉山系、欧洲阿尔卑斯和新西兰阿尔卑斯山脉以及高加索山脉全都有所发现，并且次数还在不断增长中。而且在某些地方也发现了罕见的超大地震的迹象。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我们要呼吁对高山地带地形演化动因的概念进行修正，还要对相关地质灾害的应对进行重新思考。
作者简介：肯尼思·休伊特，加拿大安大略省劳瑞尔大学寒冷地区研究中心名誉教授兼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地理学及环境研究。本文2010年发表于《美国科学家》杂志，经修订后在本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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