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著名哲学家庄子曾经讲过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如今已经家喻户晓：一只青蛙开心地在井底的泥坑里撒欢，坚信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却从不曾想到井口外还有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如今中国和印度的决策者们与庄子故事中的井底之蛙十分相似：在雅鲁藏布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问题上，两国都将这条大江视为自己的地盘——为我所辖，为我所控。
在这场建坝、发电、蓄水的竞赛中，中国和印度都希望确保本国的水源和能源安全。但就在两国为安全明争暗斗之时，战略家们却忽略了实现本国安全必不可少的条件：既然共享珍贵的资源，就应该保持沟通与合作。而这种信息共享的缺失也在两国公众的讨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上月一次由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举办的媒体讨论会上，我抱着好奇的心情观察喜马拉雅山两侧的记者和学者之间的互动。各国的媒体对邻国的消息了解之少令我惊讶不已。一位来自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记者激动地宣称，“我们完全搞不明白中国人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中国记者万妍（音）也指出，中国媒体即便报道雅鲁藏布江流域发生的事情也会将其处理为孤立的事件：“中国国内报道了孟加拉的洪水，却没有提到中国与孟加拉共用同一个水系。”
实际上，雅鲁藏布江作为重要的国际河流，由中国、印度和孟加拉三国共享。雅鲁藏布江发源自中国青藏高原上的神山冈底斯山，急转后进入印度境内（印度人将其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并最终穿过孟加拉海边低地的红树林，注入广阔的孟加拉湾。雅鲁藏布江源头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分水岭被人称作亚洲水塔，因为正是从这里流出的条条清流养活了约13亿亚洲人。
不久之前，雅鲁藏布江还是世界上最后一条没有堤坝的河流。但是去年，中国率先在大江的中段修建了第一座大型水坝，后续水坝项目也在筹备之中。与此同时，印度也在推动自己的水利设施建设计划。
而就在这时，下游孟加拉国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正在竭尽全力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过去十年中，特大洪水愈发频繁，海平面上升引发的咸潮入侵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雅鲁藏布江进入孟加拉境内后就变成了一个庞大而湍急的网状水系，不仅破坏力极强，而且难以管理。许多人担心，上游的水利工程建设只能使下游的问题越来越糟。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雅鲁藏布江不同河段之间的差异知之甚少，这大大影响了水利技术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决策的科学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由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偏远闭塞，加之流经领土争议地区，无法实现国家间的数据共享。水文数据和输沙量这些在其他国家项目规划者看来必不可少的基本信息，到了雅鲁藏布江这里就是无从获得。
设计不当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地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断升高的气温已经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冰川融化，强降雨天气增多。各国在修建水坝前都会评估项目对水流、生态环境和人口造成的潜在影响（虽然这种评估的全面性往往受到专家的质疑），却完全无视工程对国内环境的累积性影响，更不要说为别国考虑了。水利工程师往往也是在并未掌握全面信息的情况下盲目地工作。
在这种交流缺失和政治猜忌的环境中，论辩往往受到感情因素和流言蜚语的驱动，危言耸听的媒体报道更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今年十月在加德满都举办的媒体研讨会正是基于消除误解、寻求共识的初衷。这次研讨会邀请到中国、印度和孟加拉的科学家和记者，共同探讨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雅鲁藏布江流域水利项目的开发。
中国科学家杨勇来自中国西南地区横断山脉研究所。他试图澄清外界对于中国水利工程的一些常见误解。他十分肯定地指出，颇有争议的“西线调水”计划已经被中国水利部否决，但墨脱水电站项目仍在中国官方的计划之内。该项目计划在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之前的“大拐弯”地区修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杨勇称，虽然墨脱大坝的规模是三峡的两倍，但这个预计发电量可达4.8万兆瓦的水电项目不会影响下游的水流，印度和孟加拉尽可放心。他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雅鲁藏布江在进入印度时的流量是水坝选址地的两倍多。“下游国家担心的‘大坝会阻断水流’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他说。
但杨勇也警告说，媒体对超大型水利项目大张旗鼓的宣传忽略了真实存在的危险。气候变化已经给青藏高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雪线升高，冰川融化加速（过去20年中冰川平均融化了200到500米），沙漠化和土地退化呈蔓延势头，雅鲁藏布江流域已经出现了大片沙地。冰崩引发的泥滑也渐趋频繁。
最大的危险则来自地质活动。喜马拉雅山与青藏高原都是由地壳相互碰撞形成的，因此地震在中国西藏地区十分常见。墨脱县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生过强震；而根据科学家的计算，下一次强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墨脱水电站选址于三条山脉形成的一段5000米深谷，地质条件尤为脆弱。
来自印度非政府组织Aaranyak的科学家帕萨·J·达斯指出，这些警告同样也适用于印度政府。印度官方计划在雅鲁藏布江主河道及主要支流沿线修建70座水利工程。
他认为，面对这些“共同的威胁”，中印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开展“水利外交”。2000年6月，山体滑坡阻滞了雅鲁藏布江上游支流易贡藏布江的水流。堰塞最终决口，爆发的山洪在中国境内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毁坏了大量基础设施，更在印度境内造成30人死亡，超过五万人被迫转移。2000年4月，中国科学家已经成功预报了这次山洪，但印度官方对此置若罔闻。达斯说：“如果中印两国媒体都能广泛地报道此事，大部分损失本可避免。”他呼吁中印两国签订双边协议，共享水文观测数据，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洪水预警合作。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克劳迪娅·萨多夫也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她指出，修建大坝并不一定就会带来问题，关于这一点还有许多误解需要澄清。“上游的大坝可以控制河水的流量，对解决孟加拉的咸潮入侵问题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她说。“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大坝，而在于大坝的设计和运行。”她呼吁建立一个布拉马普特拉河委员会，各国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签订协议，拿出“双赢的解决方案”，“共享水利”。
仍有一些与会者对这种和谐方案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一位孟加拉记者就绝望地提出：“这三个国家情况不同，需求也不同，怎么能取得平衡？”但与会记者都表示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听到他们平时听不到的来自邻国的声音，并有感于国情不同的三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样的交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向国内民众传达这样的信息，那就是一国信息系统管理的不利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一位中国记者如是说。
杨勇表示：“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向本国政府表明，合作对大家都有利。”而在亚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继续如短见之蛙坐井观天之际，这样的声音更显得尤为重要。
贝丝•沃尔克，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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