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大潮开始席卷中国大地，各地掀起了向自然进军的浪潮，向草原要粮、向江河要效益、向沙漠进军、围湖造田、围海造田、退林还耕。针对当时那些可能对自然生态带来毁灭的过激行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侯学煜先生及时向国人提出了要“尊重生态规律，维护生态平衡”的忠告。
所谓生态平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以能量、物质和信息为纽带，达到高度适应、和谐与统一的状态。当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系统内各组分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对外来干扰通过自身调节恢复到干扰前的稳定状态。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如果失去平衡，就会走向崩溃。
为了打消人们担心平衡就是不发展的顾虑，侯先生还用生动的例子来阐明：生态平衡不是静止不动的，正如人骑在自行车上，如果自行车是静止的，人肯定会掉下来的，只有运动中的自行车才能稳定。反之，如果在平衡运动中的自行车，破坏其中的一个零件，或车把不灵，刹车失灵，轮胎漏气，平衡被打乱了，人也就不能前行，欲速则不达。
在今天看来，侯先生强调的生态平衡理论，对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0年后，生态平衡无人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生态建设、生态开发。“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发展”，“宁被污染熏死，也不因落后穷死”，这样的声音一度被各级官员奉为经典。发展是硬道理，GDP至上，人们早将侯先生生态平衡的忠告忘到爪哇国了，甚至连侯学煜本人也很快被人遗忘了。
当前，我们的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各种危机：草原因过度放牧、煤矿开采而大踏步退化；草原灭蝗同时消灭了鸟类及益虫等天敌；遍布北方乡村的天然湿地被人为排空，几乎所有的地表水都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因湿地污染造成近海赤潮爆发；天然森林被各种理由蚕食，森林无法平稳更新；乡村中的大树，被五花大绑运往城市搞“速绿”；生物入侵频频告急，甚至连自然保护区里也出现了入侵的不速之客。
再来看农田生态系统。由于过分强调人在生态干预中的作用，农田里大量使用化工原料，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技术严重打乱了农田生态平衡。化肥使用量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今天升高了一百多倍。施肥长期强调氮磷钾等矿质元素，而不重视有机质还田，碳氮比严重失衡，造成土壤板结和土壤酸化，地力下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于虫害，过分依赖农药灭杀，连天敌一起杀掉了；害虫不断产生抗药性与人类竞争，人们被迫使用更毒的农药。应用除草剂灭杀杂草，虽可暂时控制草害，但来年杂草又卷土重来，令除草剂用量也高居不下。农膜到处都是，农田充满了“白色恐怖”。昔日空气、水、食物新鲜的乡村，如今到处充满了杀机。其后果是：害虫杂草越来越多；农民因长期接触农药，患各种疾病尤其癌症的越来越多；食品中农药、除草剂与生长激素残留量越来越高，进而影响了城市人群健康。这些严重的教训，都是人类狂妄自大，打乱生态平衡酿成的苦果。
更另人担忧的是，人们不从生态失衡的源头找原因，而在害虫杂草大量出现后继续采取对抗的做法。将杀虫的Bt基因转移到作物中，使作物细胞成为“农药制药厂”，再配合专门的农药，内外夹击害虫；对于杂草，则采取更致命的草甘膦除草剂，仅保护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对其它绿色生命统统杀死。进入到生态环境、粮食甚至人体中的草甘膦，其危害根本不对公众说明。
孰不知，转基因是在农田生态平衡打乱后，采取的更加雪上加霜的做法。转基因作物种植十年后，美国农田里出现了难以对付的“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最多的美国，农业区域已发现水系、空气受到转基因成分的规模污染。由于转基因功能失效，农药用量和种地成本剧增，美国农民饱受其害。最近，美国30万农民上诉联邦法庭，抗议转基因巨头侵占了他们种植传统作物的权利，危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
有鉴于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公告：让农业回归自然。联合国专家预测，生态循环农业可以使粮食供应十年翻番、完全可以满足人口增加的食品需要。转基因食品在欧洲被终结；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强化天然有机生态循环农业及贸易；美国第一夫人在白宫带头种植有机蔬菜。遗憾的是，被发达国家视为垃圾技术的转基因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大规模转移。
人类要在地球上可持续生存下去，必须搞好与大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同时也是第一破坏力。没有了生态系统的呵护，人类社会也必将崩溃无疑。我们要接受玛雅文明消失的教训，接受最近几十年来“重发展、轻保护”造成各种生态失衡的教训，重新回到生态平衡的正确轨道上来。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