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年之后，与地球生命生存状态有关的全部科学指标——从物种种群趋势和灭绝风险，到自然栖息地状态和生态群落构成——都很不乐观。
物种灭绝、人口增长、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入侵物种和传染性疾病均呈上升态势。现实是残酷的，尤其是在地球上七十亿人类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应对自然历史的巨大变迁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我们已知的一点是，大自然有它自己的报复方式。粮食价格波动、天气灾害以及日益增加的与污染有关的医疗成本都是大自然在跟我们“讨债”。所幸的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193个签约国来说，该公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让我们得以调整人类与土地、空气、水和地球其他物种失调的关系。《生物多样性公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明确地提出更具体的措施，解决目前祸害地球生态资源的种种问题。公约必须积极地推动一个更加具体、更加深入的改革议程。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改革正是美国的特大企业不希望看到的。
值得肯定的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已经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创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必需的法律、技术和社会机制，许多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基于公约内容之上的。但是目前，各环境治理机制互有重叠，缺乏重点，无论是从纲领性的视角还是从沟通交流的视角看都是如此。诚然，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可能十分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和政策的议程必须要通过晦涩的技术术语和不计其数的官僚委员会才能实现。
看看2013年10月在印度举行的缔约国会议的暂定议程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大小事项，例如组织机构事务、基因资源、生物技术、战略计划和生物多样性目标、资金来源，等等。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项都放在“由气候变化引起或者恶化的物种灭绝、食品安全和疾病传播媒介”一个标题之下。大会秘书处的中心任务便是避免大会因议事日程过于冗长而效率低下。
对于美国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充满活力的公共民事法律传统可以也应该与有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契合。美国的参与肯定可以使公约的工作更加主次分明。美国人如今正就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保护决定进行讨论：是否以及在何处钻井开采化石燃料；在气候变化的时代修订并重新阐释保护公共土地的法规；对大型固定污染源规定污染限制标准，并依此改造部分汽车；编订濒危物种名录，保护生物栖息地，制定用地许可标准；界定美国的湿地和水域；重新批准制定国家有毒物质清单和管理规定；水产品捕捞法规；矿物开采法规；制定可再生能源项目选址的基本规程，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在以上全部监管战役中，公共利益团体（虽然在资金方面落后对手不止一个数量级）均有很大的希望捍卫核心的民主利益。
美国所缺少的是一种为上述许多问题寻求长远解决方案的紧迫感。这种现象反映的是寡头小团体主导政治党派的教训。换句话说，面对试图削弱其权力的新经济-生态模式，利用地球生物资源的保守派企业势力势必会负隅顽抗。
这样看来，要确保阻止美国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或者《海洋法》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并未参加的国际条约）的34票（共100票）参议院投票对于企业寡头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在这些多边协议受阻的各种方式中，尤其令人厌恶的便是散播“联合国正逐步控制美国人生活的关键领域”的谣言。
今年，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与气候有关的生物多样性危机都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公共叙事显然还没有理清其中的头绪。日益增加的化石燃料使用引发更多的干旱、洪涝和山火，干旱、洪涝和山火又会引起水土流失和粮食短缺，水土流失和粮食短缺引发疾病和暴力冲突，疾病和暴力冲突则会从总体上进一步增加温室气体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全球变暖继续危害农业生产的同时，农业生产又在持续加剧全球变暖。我们或许将毁在自己手上。
生物多样性是名副其实的煤矿里的金丝雀，是我们衡量总体环境健康程度的科学和道德标尺。《生物多样性公约》有能力推动签约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除了美国参议院多数议员支持批准公约之外，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做出任何承诺。
或许美国的选民们不会赞同总统候选人密特·罗姆尼所说的所谓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应体现在“降低海平面上升速度或者拯救地球”。或许现任总统连任之后为了完成温室气体实际减排的目标会将《清洁空气法案》、《清洁水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和《濒危物种法》付诸实施。或许《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秘书处能吸引更多人关注正在迅速融化的北极生态系统，因为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及时得到遏制，不仅会危害北极熊、鲸类、海豹的栖息地以及我们几乎取之不竭的渔业资源，更将给全球天气和粮食生产带来难以想象的改变。
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自然母亲在2013年可以感觉比今年好一些。前景并不乐观，除非我们能成功地扭转公有地的悲剧，亦即让那些从破坏地球自然环境中获利的人承担清理的工作，为我们找到通向更加美好未来的道路。只有全世界人民都要求各自的政府采取行动，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生物多样性公约》为我们的行动指明了道路。
威廉·J·斯内普三世，亚利桑那州生物多样性中心高级顾问，美国大学法学院研究院常驻律师。
翻译：李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