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以下简写为CD）：EIA是怎样开始非法木材采伐和贸易研究的？
朱：环境调查署（EIA）的这项调查始于1999年。当时，围绕印度尼西亚一处国家公园里的成片高大林木，非法开采开始猖獗起来。我们决定着手调查开采公司的情况。
既然有开采，肯定也有需求。调查完开采公司以后，我们想知道这些木材去了哪里。于是开始循着木材的流向调查终端市场，随之发现中国是重要的买家。
2004年，我们首次来到中国。为了能接触到木材商人，我们装扮成木材采购者，同香港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交易商把我们带到了浙江的木材转运地，直接看“货”。当时我们只有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后来一系列的调查。
印尼那个国家公园里的采伐，后来被制止了。这给我们后续的调查很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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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非法伐木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开采者与记者、调查者可谓水火不容。你们如何开展调研？调查中最危险的经历是什么？
朱：因为要取得实际可见的证据，我们必须要到达开采或交易的现场，亲自接触到木材，所以，不得不装扮成采购商，或是游客之类的。这就为我们取得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便利。
大多数时候得扮成购买者，同商人去谈判，直接从他们的口中获取木材来源信息。
最危险的经历，是在1999年。为了调查印度尼西亚的森林采伐情况，我们不得不秘密进入，坐着小船沿着森林中的小河漂流，用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真实情况。因为持续的时间很久，手机也没电了，无法和外界沟通。后来，遇到了持枪的盗伐人员，我们的调查团队成员被挟持走，政府出面解救才脱险。
CD：在调查中，你一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
朱：有很多令人触动的事情。例如在浙江的木材港口，半小时的车程内，道路两旁堆得全是原木，场面令人震惊。同时，在那些被采伐的森林旁边，受到采伐影响的村民，也让我们十分同情和担心，他们的生活可能面临巨大的改变。
还有一个故事。印尼的印茄木是十分珍稀的木材。有一个紧邻印茄木林的村子，村民们非常希望阻止森林开采，但是一个军官在那里依托武力推进开采，一些公司通过伪造文件来保证木材交易。村民们无能为力。
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去雅加达、新加坡和上海等地，尝试与交易商、投资人接触，还假扮成乘客从海上查看张家港的情况。我们与交易商取得了联系，被他带到张家港。在那里我们看到大量的印茄木，许多来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限制这种珍贵木材的出口，因此它们无疑是非法木材。
随后，我们在雅加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调查结果。印尼新上任的总理对此很关切，派了1000多人的军队去阻止采伐。后来从村民那里得到消息，说伐木已经停止。
CD：在调查中，你们曾经与中国政府人员正面接触么？
朱：我们曾在云南昆明与政府人员打过交道，方法是扮作商人，了解他们对越南、缅甸等地入境的非法木材的态度。大部分人并不十分在意。
非法采伐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越南就从老挝进口大量非法采伐的木材。但很多采伐公司是来自中国的。我们之所以专门调查中国，是因为中国在推动非法伐木的过程中作用很大。中国木材进出口量和使用量，都占全球第一，而且还在增加。中国对申报入关的木材都认为是合法的。这就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非法开采提供了动力。
CD：调查所见范围内，中国境内的森林保护成效如何？
朱：中国在2000年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禁止伐木，大量种植，森林覆盖率因此大大上升。我们把印尼、莫桑比克的信息带给中国，希望中国能够为他国留些余地；同时也打算把中国的森林保护和恢复方案传给莫桑比克等地，希望它们借鉴中国的办法。
森林保护不是一个机构或部门、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自己能够解决的。需要各国之间通力协作。一个国家需要立法规范砍伐和贸易制度，同时，由于中国的木材贸易是由巨大的木制品需求推动的，也需要消费者改变消费和生活习惯。
CD：在调查过程中，最让你感到意外的是什么？
朱：一些中国商人在言谈间毫不避讳跟其他国家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甚至显得十分得意，他们因此可以取得“特权”开采那些禁止采伐的珍贵木材。我们去验证，那些官员的名字正确无误，证明他们确实具有他们宣称的一些特殊渠道。他们那种炫耀的神情让我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