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犀牛角贸易，有很多错误和误解，或许其中最常被提到的就是这个：这全是中国人的错。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读一下研究结果，与专家们交流交流，避免下意识的武断反应，就会发现中国并非犀牛角贸易的头号“罪犯”。的确，过去有段时间犀牛角曾被当作万能灵药。中国的李时珍1597年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就把犀牛角描述为包治百病：从“除邪”到“伤寒瘟疫，头痛寒热”，再到“治发背痈疽疮肿，化脓作水”和治“筋骨中风，心风烦闷，中风失音”。
然而，早在90年代初，犀牛角就被从中国的官方药典中删除，2003年以后被完全禁止。无论野生动物贸易监控网络TRAFFIC，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都注意到了中国在控制犀牛角贸易方面的进步。
如今，越南已经占据了犀牛角贸易约三分之二的市场。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彻底摆脱干系了，因为剩下来的三分之一中的多数都被中国用掉了。但是，越南只有8900万人，而中国人口超过13亿。换句话说，相比之下中国的犀牛角贸易已经得到了控制。
“中国的人均消费当然是极小的，”保护团体“野生救援”的彼得·奈茨说，该团体正带头开展一场旨在消除中国和越南的犀牛角贸易的新运动。
奈茨致力于这个问题已经有20年，他说：“如果考虑到中国2-3亿人都有能力消费少量的犀牛角，可以说中国的贸易已经得到了极大遏制。”
但是，如今世界上能够消费的犀牛角已经少得多了。20世纪初，非洲和亚洲各地还生活着50万头犀牛，到1970年只剩下7万头，而今天野生犀牛还不足2.9万头。
尽管幸存的犀牛已经寥寥无几，但犀牛角贸易却日益繁荣。2007年，偷猎者在南非杀死的犀牛只有13头，2011年却猛增到448头，去年则有668头。如果被杀犀牛的数量按照这个速度增加的话，许多专家认为南非的黑犀牛将在2016年走向灭绝。
为什么南非会成为焦点呢？越南的爪哇犀牛在2011年业已灭绝，最后的七头北白犀中有四头（也是硕果仅存的能够繁育的个体）都在肯尼亚的奥·佩捷塔保护区受到24小时的武装警卫，使其成为世界上公布的最珍稀哺乳动物。这样一来，世界上幸存的犀牛中80%都在南非，大多数偷猎也都发生在这里。
因此，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公众意识提高运动最终都在南非进行。这些活动的焦点集中在保护幸存的犀牛、资助巡守活动以及为那些有可能被利诱冒险偷猎犀牛的人提供教育和其他谋生手段。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犀牛角的需求问题。
这就是野生救援组织运动的切入点。他们提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口号，试图压制对所有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公众支持，无论是犀牛、大象、老虎、鲨鱼还是别的物种。
3月在中国，4月在越南，杜绝犀牛角的宣传活动在两国媒体上全面展开。之前已经作了很多工作，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人气极高的中国前NBA球星姚明出任“野生救援”的形象大使。
去年，“野生救援”把姚明带到非洲，让他亲眼目睹了犀牛角和象牙非法贸易带来的影响。姚明在访非期间所写的博客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他在文中写道：“我的这次行程能明显感觉到，南非人对犀牛的感情就像我们中国人对大熊猫的感情一样……这种盗猎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损害着中国和友好国家的关系以及与非洲的贸易伙伴关系。如果有人杀害我们的熊猫我们肯定会愤怒,而对于发生在非洲的犀牛和大象偷猎，我们应该同样感到悲伤。”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让老一代明白犀牛角并没有医疗功效。多项研究已经表明，犀牛角的药用价值微不足道。但是，正如野生动物保护团体“拯救犀牛”指出的，它在亚洲许多地方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意义”。
“野生救援”力图通过把野生动物保护变成“励志”行为来影响中国的年轻人。这是因为尽管新富裕起来的年轻一代没有把犀牛角当成一种药物，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危险。记者朱利安·雷德梅耶花了两年时间对犀牛角贸易进行调查，他说发现人们“在言谈中将其作为一种‘舞会药’，经常是当作宿醉灵药”。
活动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偷猎过程的残忍、犀牛身上的既存风险以及这并非一个“自然”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的事实。偷猎是一项严重的犯罪，其背后是与那些从事贩毒、卖淫和人口贩卖同样罪大恶极的犯罪集团。另外，由于活着的犀牛能够通过社区的生态旅游带来巨大的收入机会，对那些依靠外国游客带来收入谋生和送孩子上学的当地人来说，犀牛的死亡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对在非洲各地有数量巨大并且越来越大投资的中国来说，远离犀牛角贸易将为其赢得积极的公关效果。“我们并没有将中国当作最大的问题，而是认为中国有带头行动的机会。”奈茨说。
“野生救援”的这个办法能够奏效吗？2008年，该组织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发起了一次反对鱼翅的运动，同样请姚明担任代言，同样也用这个口号。结果，有55%的人表示看到了这个运动，其中又有82%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停止吃鱼翅汤（鱼翅是一种合法商品）。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在犀牛这个问题上，他们需要取得更高的成功率。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