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强，休斯敦大学市中心分校东亚政治副教授，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专家。
汤姆·莱维特：中国关于动物的媒体报道越来越多，对此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是否反映了公众态度的真正变化呢？
李坚强：中国对虐待动物和动物福利问题的媒体关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1993年，亚洲动物基金会的CEO兼会长，后来又担任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地区总代表的吉尔·罗宾逊率先揭露了中国残酷的黑熊养殖。她依靠一己之力，让全世界注意到这个聪明的物种、大熊猫的近亲所遭遇的残忍虐待。在她的带动下，1998年，一位中国作家出版了一本书，记述中国东北的一家熊场对养殖黑熊的虐待。从此之后，对养殖黑熊的虐待成为许多中国媒体报道和调查的目标。人们长期以来对非人类动物的同情心出现了火山式的爆发。
与过去相比，如今对动物痛苦的关注在当代中国是空前的，针对动物的公众态度发生了明确的变化。但是，这个转变并不 彻底。我可以说，这一变化最突出的是在年轻一代以及城市居民身上。其中最为关心动物遭遇的一群是那些 “电脑控”、对网络着迷，以及（拥有车辆）行动便捷的人。2011年4月的“高速救狗”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时，正是北京的一群动物保护人士在社交媒体上相互联络，成功地在京哈高速上拦车救下了整整一卡车要被送往屠宰场的狗，总共460只。
中国媒体对动物痛苦的关注可谓一场激进革命。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动物痛苦或者动物保护从来都不是报道主题。对动物的热爱被当作小资情结而遭到批判，对动物的同情则被认为是“反革命”的。饲养宠物被视为剥削阶级的奢侈行为，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格格不入。但是，如今的年轻人没有这种过去的记忆，也没有受到对饲养宠物的极端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因此他们更容易认为对动物的虐待是不可接受的。
你认为人们的关注会从猫猫狗狗扩大到整个养殖系统的动物福利上吗？
当然会的！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关注的增加，他们正在意识到大部分问题都是违背常理的养殖条件造成的。过于拥挤的室内养殖场让疾病传播成了一种必然，于是药物的使用不可避免，而且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常常出现药物滥用。不安全的肉制品和乳制品与集约农业之间的关系将被更多的消费者所认识。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现了散养的养鸡场和养猪场。
最近中国关于肯德基在养鸡中滥用抗生素的批评沸沸扬扬，但你是否认为这些报道更多关注的是公共卫生，而非鸡只的福利？
的确，这更多的是一种对公共卫生危险的反应，而非对工厂化农场中动物痛苦的关切。但是，消费者们终将意识到上面提到的联系并非传闻，他们也终将被迫做出选择：要么冒着健康风险买便宜的肉，要么做一个“有良知”的消费者，支持散养禽畜。中国有少数城市人已经做出了正确的消费选择。
政府对于动物权利活动者持什么态度，比如那些因为“拦车救狗”而闻名的人？
中国是一个后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政府的首要关切仍然而且将继续放在经济发展上。目前的中国大陆，与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发展的中早期一样，将继续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同时付出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的代价。
与中国的其他利益集团相比，政府对动物保护活动者的关注更少一些，因为他们不会给社会或政治稳定带来直接的威胁。但是，政府仍然没有打算放宽对动物保护NGO注册的限制。中国大陆政府对待各种保护活动者和NGO的态度与台湾当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做法非常相近。经济增长都是压倒一切的。比如，如果食品供应被打断了，就会影响政治稳定。然而，即便动物福利危机得不到任何改善，政府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此，后者是可以放一放的。物质上的所得，或者说食品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是第一要义，从古至今都一样。
今天，中国人不仅要求吃饱，而且要求吃得更好、更丰富，政府必须满足这个期待，也就必须继续推行发展战略。这就成了中国政府必须对保护活动者和NGO加以抑制的另一个原因。
国际动物权利组织可以在中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设在香港的亚洲动物基金在反对活熊取胆的事件中就被指责为西方的阴谋。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从1979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大陆开展工作，是第一个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国际保护NGO。通过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合作，WWF不仅引入了许多所需的财政资源，还有最新的保护理念和实践。如今，各大顶尖的国际动物保护NGO（如国际人道协会（HSI）、香港的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和世界保护动物协会（WSPA），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动物基金以及香港爱护动物协会（SPCA））在中国都有不同的项目，目的是通过改善非人类动物的福利，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在中国各级政府和中国NGO的合作下，这些组织取得了一些巨大的进展，比如鼓励中国政府禁止动物表演，叫停赛马的引入（2011年），叫停西班牙式斗牛的引入，对屠宰场进行人道屠宰的培训，鼓励负责任的宠物饲养，鼓励政府出资对流浪动物进行绝育和免疫，并且对年轻一代进行动物保护教育，引入相关课本等等。
亚洲动物基金会还做了一项其他组织从未做到的工作。无论有人对该组织如何泼脏水，人们都不应该相信。类似的脏水还会继续泼到其他动物保护团体身上。在反对活熊取胆的案例中，中国社会一边倒地站在了亚洲动物基金会这边，而非中药协会或者养熊场那边。你只要用“养熊”和“虐待”这两个词在百度或者谷歌上一搜 ，就能找到成千上万的谴责言论。
因此，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合作是绝对不能排除的。中国政府是最有效的改变方式，帮助中国的NGO将为一个对动物更人道的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物质财富与动物福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是否必然意味着对动物福利关切的增加呢？
绝对是这样的。首先，年轻一代没有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人们残酷对待阶级敌人）的经历，他们对于暴虐行为的敏感度更高，容忍度更低。其次，年轻一代更愿意在那些所谓“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如娱乐、旅行和宠物。他们不太关心衣食问题，更热心于慈善。最后，他们受到新鲜理念的影响比父母更大，如动物福利、生态、象牙贸易问题、加拿大的海豹屠杀、赛马中的虐待、西班牙式斗牛的残酷，屠杀海豚以及海洋馆对虎鲸的囚禁，等等。
经济条件的改善让人们有了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动物保护。
最后，你对中国现有以及将来的动物福利法规有什么看法？
我要为习近平总书记狠刹公款吃喝的行动大声喝彩。正因为这一努力，春节期间中国的鱼翅销量减少了70%。政府官员完全有责任为全社会树立一个负责任、有同情心、合理消费的典范。野生动物产品两个最大买家之一就是公务宴请。
如果我们以英国的第一部动物保护法律为标志的话，中国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比最先进的国家足足落后了180年。同时，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也落后于台湾和香港。中国的法律学者曾经于2009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动物保护立法的提案，但都没有被全国人大列入议程。其中的障碍可能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我确信中国早晚会有一部全面的动物保护法。不过即使有了法律，还存在执法上的问题。 但至少在虐待动物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依靠。尽管我知道中国的动物保护立法短期内不会有，但我仍然保持谨慎的乐观。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