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都是在哪里诞生的呢？英国工党可能会说，是在工厂里；保守党人则说是在他们的俱乐部里或者豪宅里；至于上周年满40岁的 绿党，答案很具体——就在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纳普顿的布里奇旅馆。上世纪70年代初，这里是一群“不靠谱”的律师和房地产经纪人在工作之余聚会喝酒的地方。
绿党的诞生，虽然说不上什么革命性，却也非同寻常。初级律师莱斯利·惠特克将从WH史密斯书店买来的一本《花花公子》杂志给大家传阅，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下定决心，挑战英国的政治体制。
这份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对美国人口学家保罗·埃尔利希的访谈，他预言说，如果人口数量继续增长，将会发生饥荒和大灾难。这让惠特克和她同为初级律师的丈夫托尼惊恐万状，她还记得自己当时满脑子都是：“天呐，这太可怕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由于所有人都对如何建立政党一无所知，他们就靠直觉做了一件看上去该做的事情：召开会议。大家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已经大失所望，但深受“地球之友” 和“绿色和平”等这些新团体的启发，他们决定将自己的政党取名为“人民党”。于是，1973年2月23日，从缓刑犯监督官到工人和学生的43个人聚集在惠特克夫妇的律师事务所里，召开了该党的第一次会议。
从一开始，成员们就对“领导人”一词敬而远之，他们之间是一种着魔般甚至是“痛苦万状”的民主关系。但是，他们深深懂得“宣传”的用处。“人民党就像一阵冷雨横扫罢工四起、焦头烂额的英国，完全占据了公众的视野。”有人在该党的第一份通讯中如此写道。但实际上，这个新政党的成立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涟漪。
这一年，英国刚刚加入欧洲共同体，北海的石油开发刚刚露出苗头，但很快人民党就发表了一份宣言，与泰迪·哥尔德史密斯（保守党政治家扎克·哥尔德史密斯的叔叔）“生存运动”合并。该党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于1973年6月在考文垂的阿勒斯雷酒店举行，只有将近100人到场，每人会费9.5英镑。
尽管这个党很小，但口号却激动人心。比如，“让我们走向新时代，忘记旧时代；让死去的昨天埋葬权威哲学、埋葬资本收益、埋葬共产主义心理狂热，”以及“明天即将到来，让我们做好准备，”等等。
人民党的乌托邦式理想至今看来仍然十分惊人。在一篇很可能由戈德史密斯撰写的匿名文章里，作者认为英国人口将发生锐减，产业和工会都会“受到限制”，鼓吹以社区为基础的小规模企业。（作者然后问道：“这难道只是天真的空想吗?”）
他还写道：“问题是巨大的，生存要依靠对所有资源的妥善管理。我们没有任何答案，但必须竭尽全力思考问题。这样一个体系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我们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终结。”
惠特克说：“当时我们正在经历磨难。是的，我们很古怪，我们的观点很奇怪，我们的事业遭到了惨败。”
尽管今天绿党承认他们仍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但却已成为英国第四大党，在英国拥有100万支持者，在欧洲有上千万。但是在1973年年中，人民党认为接受他们观点的至多有50万人。在1974年的选举中，他们本来希望能有600人代表他们参选，但最终只有7名候选人，获得了4500张选票。
意识到无人响应之后，他们在1975年改了党名。“我们考虑过‘保护党’，但这和保守党太接近了；我们也考虑过‘环境党’，但这个范围太窄；‘绿党’只是意味着‘乳臭未干’……于是我们选择了‘生态’，这个词当时甚至在字典里还没有。”惠特克回忆说。
但是，这个变化吸引了一群新的教师、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乔纳森·波立德、萨拉·帕金、德勒克·沃尔和经济学家保罗·埃金斯。波立德说：“他们身边有很多书，如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那本是戈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这本书让人惊慌失措，书里充满了紧迫感和激情。尽管趣味盎然，但这本当时看来十分前卫的书中的所有预见今天都已成真。”
激进主义已成过往？
几乎没人想到绿党能存在20年，更不要说40年了。周五，300人聚集在诺丁汉市，参加英国绿党的春季会议，与会者包括新党首娜塔丽·班尼特、第一位绿党国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两位欧洲议会议员以及100位地方议员。
曾任《卫报周刊》编辑的班尼特信心十足，她说：“我们的状态良好、熟悉民主；我们是全国性政党，但在地方仍然十分活跃；我们是全国四大政党之一，但领导模式皆然不同，我们党内没有一丝独裁气息；我们前景光明，影响力巨大，在全国大选中成绩斐然。明年只要得票率略微提高1.6%，我们的欧洲议会议员人数就会增加两倍，接下来我们将为大选作好准备。”
但是，在成立四十年的今天，绿党是否已经失去了它的激进主义？对此，班尼特的回答是：“我们和当年建立人民党的那些人一样激进，从未改变。”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