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过去20年，中印韩三国开展的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已经从大气环境中移除了120亿公吨以上的二氧化碳。
森林气候分析组织的主席迈克尔·沃罗森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对上述三个国家的植树造林、森林再造和森林恢复（ARR）项目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森林恢复和森林覆盖率增加已经带来巨大的效益，从大气中移除了大量的碳。
林地作为阻止碳排放进入大气的一个重要的“碳汇”，是完成《巴黎气候协定》提出的2摄氏度温升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该报告还分析了各国应该如何保护和扩大林地面积、提高林地管理能力。
美国林洞研究中心有关森林与气候变化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摘要显示，通过停止森林砍伐和次生林恢复，到2100年全球累计碳汇总量将超过1000亿公吨碳。这大致相当于目前全球化石燃料年排放量的十倍。
中韩两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受环境危机所迫。韩国的主要问题是水土流失。上世纪70年代，韩国爆发的一场造成300多人丧生的洪灾使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当时，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已经开始在国内推广植树造林、森林再造和森林恢复运动。1967年，韩国农林部下属的林业局独立出来，成为单独部委。地方民众也深入参与到这一项目中，而农村地区居民甚至必须担任该项目的志愿者——而只有这些参与志愿工作的群众才能从公共林地中采集柴火。除此之外，韩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减轻了人类对森林造成的压力。尽管森林覆盖率总体出现了微小下滑，但是森林密度却显著提升。
在中国，木材产业是造成毁林的主要原因。尽管已经种植了大面积的商品林，但供应却远远无法满足砍伐需求。到上世纪70年代末，毁林导致戈壁荒漠开始蚕食中国富饶的农业用地，给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植树造林计划—— “三北防护林项目”，计划在73年内植树1000亿棵，在华北地区建立3500万公顷的防护林区，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2%。“三北防护林项目”计划使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5%增加到15%。
但是木材采伐还在继续，而环境也在进一步恶化。1993年5月，一场被称作“5·5黑风暴”的强沙尘暴袭击中国西北部，造成数百人死亡，几十万公顷农田被毁。而1998年，一场毁灭性洪灾造成数百人死亡，1500万人流离失所。
为此，中国政府专门拨款7250亿元人民币（约合1130亿美元），新开展了20个总面积5560万公顷的植树造林项目。沃罗森在报告中指出：“换句话说，中国希望在10年内将造林计划覆盖面积扩大到可用土地面积的一半。”
在这些项目中，规模最大的应属“退耕还林”计划。按照该计划，对在已退化耕地、陡坡耕地或者荒地上进行草场和森林复植的土地承包者，政府会给予粮食和/或现金补贴。
这些项目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造林效果可能并不一定像政府宣称的那样成功。沃罗森的分析报告显示，1952年到2005年间，中国植树造林项目的林木成活率为24%，而同期在更为干旱的“三北防护林”地区，树木的成活率甚至只有15%。
印度：自下而上的造林模式
在这一方面，印度的情况与中韩两国截然不同。印度目前并没有遭遇类似的环境危机。更确切的说，环境和林业一直都是印度民间团体积极推动并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
印度一直都从财政上对林业保护工作给予了支持。从1952年到1980年，植树造林资金拨付占印度中央统筹预算拨付总额的0.39%，而从1985年到1997年，这个数字更是增加到1%以上。不仅如此，近年来授权给林业社区，并让他们参与森林管理的做法则带来了更为显著的效果。
但是鉴于印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都是从下而上的，因此在这三个国家中，印度的数据可信度也是最低的。印度没有专门负责林业事务的部门，而且植树造林活动中单位面积上的投入也是三个国家中最少的。然而，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更有效地与地方群体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印度的植树造林工作会比其他国家更为成功，更具可持续性。
国际综合山地开发中心的资源经济学家巴斯卡尔·辛格·卡克伊在波恩气候大会的一次边会中也重点提到了这一点。在谈及尼泊尔因冰川退化、大气污染和环境变化影响而面临的重重环境挑战时，卡克伊表示，增加植树量和节约森林资源是最有效的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他指出：“这是一种以生态系统为基础、以社区为基础的适应措施。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而这也与《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相一致。”
他还补充道：“林业部门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气候问题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通过激励与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来推动，而不是简单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
“我们需要让农民和全球政策制定者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的高投资模式和韩国的城市化与森林覆盖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印度的低成本模式则很可能是贫穷国家最容易复制效仿的模式。
尽管在3个国家中印度的植树造林活动带来的碳封存量最少，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却是最合算的。
英文原文首发于中外对话子网站第三极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