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步入农历狗年的中国，电视晚会与祝福信息中到处可见狗的可爱形象。这种喜庆气氛暂时掩盖了过去一年围绕狗而产生的争议。在人与狗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上，中国社会呈现出两种激烈冲突的态度。一类人爱狗如命，把狗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甚至不惜为此攻击他人。另一类人将狗当成一种可以随意处置的动物，不仅其肉可吃，还可肆意虐待。
这两类人群常常因狗而爆发冲突，成为2017年中国社会的一道景观。专家认为，这种冲突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动物保护法的缺位进一步凸显。
打狗与救狗
从高速公路拦车救狗，到阻止玉林举办狗肉节，因狗而爆发的争斗时不时发生。其中，“长沙打狗”事件在2017年末引起轩然大波。
2017年12月31日下午，湖南长沙，几名路人先后被一条拴在路边的金毛犬“可乐”袭击。接到报警后，当地派出所一名民警赶到现场，因找不到狗主人而用木棍将狗打死。
长沙民警棒杀金毛狗的视频传播到网上后，引发爱狗人士强烈不满。该民警不仅遭到网络谩骂，还受到人身威胁，其家人也受到骚扰。事件中，一位网民因散播民警个人信息而被拘留。
但“打得好”的呼声也不小，认为咬人的狗就应该打死。该民警所在派出所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锦旗，称赞此举“英勇无畏，为民除害”，该民警是“打狗英雄，人民卫士”。
在动物保护专业人士看来，“长沙样本”本质上反映的是养狗人士的不负责任，以及政府部门的落后管理方式。遗憾的是，事件在舆论场上却演化为支持打狗与攻击民警的冲突。
更多养狗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养狗数量将增加，人狗冲突也可能随之增加。” 清华大学副教授、动保网联合创始人蒋劲松说。
北京市公安局网站给出的数字显示，截止2012年北京登记犬只达到95万只。该网站没有提供更新的数据。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 2005年北京市养犬登记数量为45.8万只，到2013年时登记在册数量接近100万只。加上未登记的，实际养犬数量超过200万只。而北京市2013年常住人口为2100万人。
在养狗人增多的同时，专注动物议题的机构也在增多。亚洲动物基金猫狗福利项目负责人陈敏婕告诉中外对话，2006年他们统计到大概中国有3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现在已超过200家，还有一些较小的机构未统计在内。
究其背后根源，蒋劲松认为，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饲养伴侣动物的物质条件。从精神需求来看，城市化后带来的工作生活压力增加，加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很多家庭的孩子缺少玩伴，对伴侣动物需求增加。同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猫狗又逐渐成为老人家中的陪伴。
犬只管理
随着宠物犬的增加，中国城市犬只管理体系也开始承压。
“以前的管理方式显然已经跟不上新情况的出现。”蒋劲松以长沙为例解释说，《长沙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中规定，未佩带犬牌且无人牵领的户外犬只，一律视为野犬，由公安机关予以捕杀。 “但伴侣动物已经成为一些人的感情寄托，扑杀狗相当于扑杀他们的亲人。这必然会引起爱狗人士不满。”
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养犬管理不统一，各个城市都出台了犬只管理办法或条例，大多数是由公安机关主管，比如长沙、北京等。也有极少数由城市管理部门主管负责，比如深圳。
“中国养犬管理工作还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暂时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做法。我们希望未来能成立独立的养犬管理机构或部门，更完善、专业的进行养犬管理。” 陈敏婕说。
据陈敏婕介绍，大多数城市都收取养犬管理费，在登记时交纳一定的费用，同时免费注射狂犬病疫苗。和以前相比，费用在逐步降低，并且开始出现免管理费城市，如成都、重庆、深圳等。
北京市公安局在2017年公布的最新“养犬年检手续的通告”中规定，重点管理区内每只犬缴纳年检管理服务费500元。而在2003年之前，养犬第一年登记费就要5000元。没有登记的狗或者流浪狗就可能被执法部门打死。
“交5000元，明摆着就是让你养不起。”此前，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在与中外对话交流时谈到。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8472元。在北京 “打狗”问题上，秦肖娜多次给北京市领导写信，称此举有辱北京国际形象。
此后，北京的犬只管理经历了“严格限制养狗”到逐渐放宽的过程。据中国网报道，2003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取消了“严格限制”字样，并将养犬人首付管理费由５０００元降至１０００元，并改由公安机关对犬只统一管理。之后几年管理费又再次降低，直到目前的500元。
深圳也有类似过程。深圳市城管局新闻发言人告诉媒体，减少养狗人的费用不是为了鼓励市民养狗，而是希望引导养犬人自觉进行养犬登记。“之前政府部门对养犬行为所持的态度是禁止和限制，现在的思路是规范和引导，将养犬纳入政府的有序化管理。”这位官员说。
即便如此，北京一位养狗人士告诉中外对话，真正给狗登记、按规定来养的人可能不多。比如，北京规定一家只能养一只犬。“事实上，我想养几只就几只。因为可以多收管理费，主管部门也懒得管”。
狗主人的责任
“要减少人与狗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做好源头管理，做负责任的狗主人。” 陈敏婕说，假如“可乐”当初身上有牵引绳，原主人能把狗牵好，后面一系列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如果这些小事做不好，矛盾就会升级，让不养狗的人迁怒于狗。”
在媒体采访中，多有居民抱怨没有拴狗绳的大狗扑到人身上来，狗随地大小便及噪音扰民。蒋劲松认为，人狗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 狗犯错时，要对狗的主人进行处罚。
除宠物犬外，无主流浪狗也是这种矛盾的重要来源。这些或因走失，或因身患疾病而被主人遗弃的狗，已让动物收容机构不堪重负。在陈敏婕的印象中，几乎每一个动物收容机构都是满员。据媒体报道，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因为救狗太多而养不起，协会创始人晚年欠下高额债务。
驻地北京的动物保护组织它基金选择与离北京1000多公里外的西安红石榴流浪动物救护中心合作，共同推出助养项目，尽量帮助这些狗回归家庭。该中心一年内收留了85条狗，已被领养61只。“伴侣动物最好的方式还是回归到家庭，收容机构只是暂时过度的家，”项目负责人陆萍表示。
缺位的动物保护法
长沙打狗事件凸显中国城市犬只管理难题，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与动物保护机构合作提供了契机。“与政府部门合作正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陈敏婕告诉中外对话。事件发生后，他们和南昌小动物保护协会一起拜访了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并开展座谈，探讨合作管理犬只。
但动物保护人士认为，要处理好人狗矛盾，最根本的是制定出台中国的动物保护法。
连续多年 “两会”召开时，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制定“反虐待动物”或“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2017年“两会”结束时，中国青年网发布的“网友点赞最多的议案提案”榜上，名列第一的是全国人大代表郑孝和所提出的“虐待动物应受行政拘留”建议 ，总赞数145318个。
近10年前公布的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从饲养、繁殖、运输等多个环节做出了规定，建议禁止遗弃或者虐待动物，增强宠物主人的责任心，保护和救助流浪猫犬，并提出兼顾未养宠物者的利益，减少社会争端。但目前该法仍停留在建议阶段。
“没有动物保护法，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一个短板。 ”蒋劲松认为。各个动物保护组织也在积极推动动物保护法的制定，“新法律的出台需要时间，但我们不会放弃。”几位接受采访的动保人士表示了相同态度。
“一条狗的生命只有十几年，可以说2018年的这个农历狗年，几乎是狗狗们一生中度过的唯一一个本命年。我们应该善待它们。”陆萍不由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