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的恒河水来自于天堂，经湿婆大神缕缕发丝的缓冲，蜿蜒流转，流向印度平原……
在这本书中，苏尼尔·艾姆瑞斯用条理清晰却不乏诗意的笔触向印度次大陆以及中国的人民描绘了这片河流汇集、季风频繁造访的地方。这位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用了八年时间，翻遍了尘封多年的英国档案，与泰米尔渔民交谈，还采访了很多杰出的气象学家，最终著就此书，从而让读者了解“水”在该地区扮演的重要而脆弱的角色。
利用工程手段解决水资源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不论是挖运河，建水坝，还是（近来的）地下采水，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艾姆瑞斯在回顾这些项目历史的过程中，逐步阐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中央政府着力发展大型水利项目，而遭殃的却是当地的人民和环境。
早在莫卧儿帝国之前，统治者们就把治水当做一项战略大计。1820年，为了解决德里的供水问题，英国人在设计西亚穆纳运河时，有意识地沿袭了突厥统治者费罗斯在十五世纪挖掘的一条水道。这条运河成功为棉花、黄麻、靛蓝、糖、茶和咖啡的种植提供了水源，滋养了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整个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保障各自水源的自给自足，印度和中国建造了数千座大型水坝。 1956年最后一天，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陪同周恩来总理参观了印度北部的巴克拉水坝。 尼赫鲁抬头看着这座世界上第二高的大坝说：“这些是印度的新寺庙，是让我为之崇拜的地方”。周恩来回答说：“真的很了不起”。
艾姆瑞斯解释说，修建这座大坝的目的是“使印度不再受季节的影响”。大坝保障了全年的灌溉、防洪、河道通航和水力发电，而其环境和社会影响是在后来才变得十分突出的：当地土著部落流离失所，森林退化，肥沃的淤泥被截流。
推动水坝建设浪潮的民族主义仍在影响着印度和中国。艾姆瑞斯哀叹道：“试图征服自然带来的后果被一次又一次地故意视而不见。如今，狭隘的国家本位主义思维模式不仅置苍生安危于不顾，也禁锢了政治想象力”。
尼赫鲁很快就对修建大坝失去了信心。1958年，他将修建这些大坝称为患上了“巨人病”。但是，应对季风彻底失败让政府不得不改变工作重心，使得这场疾病又绵延了下去。目前印度打算通过1.4万公里长的运河将37条河流贯通起来，用于发电和改善灌溉条件。十九世纪英国工程师亚瑟·科顿就曾设想过一个类似的计划。他构思修建一个运河网络，将来自喜马拉雅的河水一直带到印度的最南端。（他甚至梦想将长江与雅鲁藏布江连接起来，而那个时代印度河的上游还不为英国探险家所知。）
其他国家也依然受“巨人病”缠身。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和中国已在喜马拉雅山区规划了400多座水坝。2014年，中国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的建设，这是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基础设施。它从湖北省丹江口引水北上入京，全长1432公里。批评人士称，这会加剧地区不平等，并助长浪费之风。该项目的西线更加雄心勃勃，欲在青藏高原上将长江水引入黄河。目前西线工程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在介绍完这些宏伟的计划后，艾姆瑞斯又巧妙地将话题转向基层群众，将环保主义者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例如，曾在20世纪90年代跋涉10万公里，报道印度农村情况的帕拉冈尼·萨伊纳特。萨伊纳特注意到一个严峻的现实，每年约有1.7万名印度农民自杀，而导致他们自杀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无法偿还地下水泵的贷款。
位于黄河上的小浪底工程。图片来源：Sjonnie van der Kist
《难以驯服的河水》一书并不认为治水是一件坏事。毕竟，治水在帮助数百万中国人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还帮助独立后的印度结束了饥荒，并且成为了农业出口国。相反，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反对修建巨大工程。
巨型水坝自身的重重问题和地下水过度开采正与污染、气候变化和冰川加速融化等问题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然而，讽刺的是，正当气象学家快要实现其预测季风的梦想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累加剧了预测的难度，降水和干旱形势也愈发严峻。
与季风和河流一样，碳排放也无关国界。在艾姆瑞斯看来，这一点让这些问题有了共性：“气候变化虽然产生了距离的问题——污染源与受影响地区之间的距离，但却通过风险共担和相互依赖形成了新的紧密联系。”
虽然书中引用了许多负面的水管理案例，但也强调了科学家、记者和活动家们跨越国界分享知识和合作的悠久历史。读者虽然无法在本书最后一章“风暴来袭（Stormy Horizons）”中看到曙光，但也能体会到一种平静的希望。艾姆瑞斯提到了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正致力于减少水患。他还对一些计划或倡议提出了赞赏，比如第三极网站发布的绘图平台。该平台促进了河流、水电、冰川和地下水的数据共享：“通过风险可视化，有望推动更加协调的响应机制；甚至会因共同的脆弱感而激发新的团结行动。”
英文原文首发于中外对话子网站第三级
翻译：于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