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终于迎来了高关注度。2018年，瑞士环保少女格里塔·桑伯格呼吁开始了她的为气候罢课活动，而环保运动“反抗灭绝”发起了针对英国政府的反抗活动。
短短数月，这两项活动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民间运动，并改变了人们对环境的表述。的确，从那以来，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公众对自然界的关注陡增，环境在媒体或政治话语中的存在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关注开始从各个层面上对政策产生影响。阿根廷、加拿大、法国等国政府已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英国则立法确定实现“净零排放”的最后期限。地方对此也积极响应，英国地方政府已有一半正式发表气候紧急声明。
然而对环境问题的相关阐述却是失衡的。环境危机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气候崩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二者同样严重和重要。最近发布的IPBES全球评估报告发现，除了全球变暖之外，未来几十年内我们还将面临100万物种的灭绝。
然而，本世纪以来，气候问题相关的研究经费、研究成果，尤其是媒体报道都远远高于生物多样性。例如，2016年气候相关的媒体报道是生物多样性的八倍，这种差距也延伸到了政治话语中，很多机构都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而非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紧急状态。
云南滇金丝猴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图片来源：Alamy
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是无法分开解决的两个问题，完整的生态系统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包括保护、修复和改善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使用，能够帮助完成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减排量的三分之一，是减缓气候变化的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手段。但至少就森林而言，这种气候调节服务有赖于完整的动物群落。除了缓解气候变化，完整的生态系统还能够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抵御气候影响，因此对全球气候适应工作至关重要。
未来社会选择以何种方式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避免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保障其功能不受破坏，确保其对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贡献不受影响。
例如我们知道，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对敏感的物种和其生存环境有不利影响，生物燃料生产还会取代粮食作物生产成为森林砍伐的直接和间接诱因。此外，为适应干旱、破坏性风暴等气候影响，人类会放弃无法继续从事的生计，转而依靠自然资源开采等安全有保障的谋生方式，从而给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这种现象可能在生物多样性密集的热带地区最为严重，但贫穷和有限的国力限制了人类的适应选择。
环保主义者在一股脑地采取紧急气候行动的同时必须确保生物多样性是未来所有决策的核心，避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潜在威胁，并将其转化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契机。
大规模重新造林就是最好的例子。植物是唯一有效的“负排放”技术。因此，大规模重新造林得到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诸多国际倡议的推崇，并有可能成为全球一项主要政策目标。巴西、中国、印度等国都已经致力于重新造林或“修复”森林，虽然这个过程包括使用一些非本地造林树种。
然而相比人工林，自然再生林的碳固存效率更高，而且能够提供更大的生物多样性效益。关键在于，在草原等非森林生物群落上造林对生物多样性和排放都存在负面风险，而专注造林可能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忽视保护原始森林等现有富碳生态系统这项更加重要的任务。因此，随着大规模重新造林在全球范围内的铺开，环保人士必须制定相关议程，确保森林政策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两方面的目标得到协同优化。
环保人士必须加大努力，通过现有渠道与决策者接触，虽然目前为止此举尚未推动政策产生广泛变化。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调动媒体、公众，尤其是新的民众运动浪潮等一切正在推动相关议程、呼吁政府和企业负起责任的力量。民众运动的风行反过来也为如何实现此类参与提供了重要参考。
格里塔·桑伯格的横空出世，以及她发起的罢课运动之所以备受瞩目并不是因为她所传达的事实和数字，而是应该归功于她慷慨激昂的表达以及她所激发的热情洋溢的反应。事实上实验心理学研究表明，相比科学家所青睐的审慎的逻辑思维，本能的情绪化思维更能打动决策者。
科学理解的增进不一定能引起更多关注，但环保传播战略往往仍以传递知识为中心。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主流政策需要政治意愿，需要公众和媒体的推动。为了让公众关注生物多样性，并且像对待气候问题一样，公开表达自己的关切，我们可能需要变得更加情绪化。
近来人们对环境问题迅速增长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气候变化，但这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主流环境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甚至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机会。环保人士必须利用气候问题的高光时刻，抓住其带来的机遇。否则，我们可能不仅错过了避免100万物种灭绝的最佳时机，而且避免气候加速崩溃的前景也有可能会化为泡影。
本文原载于《自然通讯》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