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用地预审和选址进行了批复前公示，将这一沉寂了数年的争议项目再度推到公众面前。
过去每一次，关于这个项目新的消息总会引发激烈的质疑和争论，以及社会各界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新一轮的忧心，这次也不例外。而深入了解该项目细节，会发现这个为了弥补上游水利开发影响的举措自身也可能给下游带来影响，在缺乏流域统筹的情况下，工程手段难以独善其身。当这场19年的拉锯终于进入“长江大保护”时代，是时候给大型水利工程以全局性的考量与安排。
争议19年，鄱阳湖工程方案变迁
早在2002年，江西省40位人大代表就将集防洪、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功能于一身的“鄱阳湖大坝”议案带到了全国两会上。他们希望在鄱阳湖和长江之间建一座大坝把冬季鄱阳湖的水位控制在18米以上，将这片夏天是湖，冬天是低水位的河及浅滩的水域，彻底变成一个湖泊水库。那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最早的方案。在遭遇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学界一片激烈的反对后，这份饱含着“大开发”基调的方案被暂缓，却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放不下的担心。
在“鄱阳湖大坝”议案被搁置的次年，2003年，三峡工程开始蓄水。随后的几年里，一些原本坚决反对鄱阳湖建坝的人，开始转换思路，积极考虑“以闸代坝，以调枯取代调洪，以保护取代开发”的新的鄱阳湖水利枢纽方案。这其中，包括曾经分管水利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振鹏。胡振鹏告诉中外对话：“三峡工程的蓄水使得鄱阳湖在秋冬季节的枯水成为常态，不管是在丰水年还是枯水年，极端低枯的水位使得鄱阳湖的空间、蓄水量以及水面面积大幅度减少，这首先影响到湖泊水质，进而会影响浮游植物、沉水植被、底栖动物以及鱼类，从而造成鄱阳湖湿地退化。”他说他曾经反对大坝和如今支持建闸的动机始终如一，都是为了让鄱阳湖的水位维持自然而独特的涨落节律，既不能始终维持高水位，也不能在需要有浅滩的时候彻底干涸变“草原”，这样才能保住这个长江流域珍稀水生动植物与濒危候鸟“最后的避难所”。这个出发点，成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的指导思想。吊诡的是，这也恰好与一部分反对者的反对理由一致。
2016年，当“调枯不调洪”的新版鄱阳湖水利枢纽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进行公众参与公示后，绿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让候鸟飞”等机构均公开反对，基本的观点都是质疑这个项目只是“鄱阳湖大坝”的美化版，是打着生态保护旗号的开发项目，会进一步破坏鄱阳湖乃至长江的自然生态，危及流域生态系统乃至下游的饮用水安全。
此后四年项目陷入沉寂，但江西并没有放弃。今年1月中旬，再次经过修改的方案的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一次专家审查会，并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和讨论。根据2020年12月版本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报告草案，江西省提出的方案正是此前社会上流传的“10米方案”，即从每年汛期末尾的9月初开始，通过控制水闸先根据星子站多年平均水位将闸上水位从14米左右逐渐下降到10米，然后直到次年2月底将水位大致维持在这个高位，而不再经历一个下探过程。
10米左右的水位能使得南部主湖区和北部通（长）江水道的河槽都有水。这样，越冬候鸟既有更多可栖息的浅水水域，航运也能得到保证。在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鄱建办）看来，这是优化了水生态，并兼顾了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但是在1月的审查会上，来自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评审专家并不十分认同该方案。站在全流域综合考虑的角度，尤其是为了减少对下游的影响，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始终按照多年平均水位来“复原”三峡蓄水前鄱阳湖的年度水位变化。而环评报告书的编制单位，也着手进一步补充论证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和环境影响。
鄱阳湖究竟有没有变枯？
“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长江流域发生的各种问题，都习惯性推给三峡工程。”在上述今年1月的专家审查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卢耀如说。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反对鄱阳湖建闸人士的意见。他强调说：“鄱阳湖冬枯现象，几乎年年如此，丰水一片，枯水一线，历史上就都是这样。
事实上，早在2013年三峡工程竣工环评验收的时候，鄱阳湖和洞庭湖受到的影响就已经成为两个独立的调查专题。无论是原环保部、水利部等国家部委，还是十余名参与其中的两院院士，以及在验收工作中掌握了详细一手资料的众多水利水电、水文地质和环保等领域的专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一基本共识——三峡工程对鄱阳湖、洞庭湖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做三峡工程环评时被严重低估了。
2013年1月，在北京的西直门宾馆，三峡工程竣工环评验收组第一次会议上，原长江水利委员会水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说：“我们当年考虑三峡环境影响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它蓄水会把鄱阳湖给搞枯了。现在江西省也想自己建个水利枢纽把水拦住，那我长江怎么办？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根据当年三峡工程的环评验收报告和今年的鄱阳湖水利枢纽环评报告草案，尽管自1956年以来的水文记录显示鄱阳湖在秋冬季节水位总会明显下降，但三峡工程开始蓄水的2003年却是一个显著的改变节点。自此之后，鄱阳湖持续出现枯水位降低、枯水期提前、枯水历时延长的情况，并且枯水情势变化呈趋势性和常态化。
一些反对鄱阳湖工程的专家认为，鄱阳湖枢纽如果在冬季蓄水过高，会导致浅滩湿地变成深水区，使候鸟失去越冬栖息地，而目前的干枯则属于正常范围，并没有影响到候鸟的种群和数量，没有必要以工程手段进行干涉。
然而，根据鄱阳湖水利枢纽环评报告草案所援引的官方监测数据，尽管鄱阳湖地区年际冬候鸟数量变化还并不明显，但对栖息地质量变化较为敏感的物种已经发生了较大的生境转移现象。2015年以来，以沉水植物为主要食物的候鸟有向鄱阳湖周边地区转移的趋势。特别是数量较大的白鹤、灰鹤、小天鹅种群，原本主要栖息于远离人群的湿地，近年来频繁到湖区周边地区的稻田、藕塘等农作物区觅食，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
替代方案是否可行？
自鄱阳湖建闸方案被提出后，各相关单位就提出并论证过多种替代方案。其中被讨论得最多的是通过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的联合调度优化来解决鄱阳湖枯水问题。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鄱阳湖水情变化及水利枢纽有关影响研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持的“长江中游通江湖泊江湖关系演变及环境生态效应与调控”项目也分析了通过三峡、溪洛渡、向家坝等长江干流水库及鄱阳湖上游支流水库的联合调度对长江-鄱阳湖关系的恢复和调整的效果。
根据上述报告，改变调度方案，将长江上游各控制性水库的蓄水时间适当提前，可以部分缓解鄱阳湖水位降低过快、枯水期提前，但是作用很有限。简单地说，三峡工程拦蓄的水量太大，如果想要完全消除三峡蓄水对湖口水位降低的影响，理论上的调度方案只能是三峡水库不蓄水。但即使如此，三峡大坝及上游梯级大坝的存在也持续拦截着长江中的泥沙，清水下泄冲刷河槽已经使水位变低，而且还会进一步下降。
鄱阳湖流域上游赣、抚、信、饶、修五河的大小水库同样无法实现有效的水量补给。支流水库的蓄水量与长江干流水库原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根据官方数据，假设把上游支流20座大型水库进行联合调度，把所有的调节库容都留到枯水季节为鄱阳湖补水，最多也只能把湖区水位提高0.17米。事实上，由于鄱阳湖支流的汛期比长江干流来得早，流域内各水库都在6月至8月期间完成了蓄水，现在每年9月至次年3月调度期间，为枯水期的鄱阳湖补水，其下泄流量已经大于天然入库径流，但在长江对鄱阳湖的“拉空效应”面前，依然显得聊胜于无。
参与环评的一位专家告诉中外对话：“鄱阳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丰枯节律，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水位变化都需要得到控制和修复，才能够阻止它快速的衰退，也才能够有效地的维持鄱阳湖湿地重要的生态系统，保护依存于它的水生和陆生珍稀物种以及丰富的渔业资源。”
以流域统筹解决上下游争水
因三峡大坝蓄水造成的长江水位非正常改变不仅影响了鄱阳湖，也影响了下游多个城市，尤其是加剧了长江入海口咸潮入侵的影响。三峡对咸潮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它9月至10月的蓄水过程中，而为了防止在此期间被长江“拉空”，鄱阳湖水闸也需要在同期拦截湖水，两者的叠加效应可能进一步加重下游入海口咸潮入侵的风险。正是因此，鄱阳湖枢纽工程的调度方案提出，如果9月上半月下游咸潮风险加大，在此期间水闸就完全开启。
“鄱阳湖工程的争议焦点不应该在建设项目上，而在于运行方案上，核心则在于控制水位的高度和时间。”上述环评专家说：“鄱阳湖枢纽从整体上讲并不会减少下泄的总的水量，却可能在对抗三峡影响的关键时间段内‘自扫门前雪’。下游省市自然会担心在将来旱情严重的时候，江西省为了保住鄱阳湖的水位而拒绝依照方案来调度。尽管江西省已经明确表示运行调度的权限交给长江委，但毕竟多了一道闸门，就多了一个谈判的筹码。”
他认为，在长江流域的水库群已经对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影响的情况下，建闸可以缓解鄱阳湖迫在眉睫的危机，但全流域为“争水”而进行的沟通和博弈或许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他建议应尽快完善全流域水利枢纽的统筹调度机制，关键是要分清责任，明确不同主体、不同功能用水权利的优先序。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告诉中外对话，长江已经不堪重负，高强度的流域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在带动流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水利水电开发对下游的影响等一系列副作用，以及弥补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矛盾。它又是一个复杂的水系，关系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因此全流域的统筹协调，“一盘棋”考虑是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前提，这是过去比较缺少的。自今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长江保护法》已经规定了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要负责落实协调机制的决策。但是这个机制究竟应该如何落地，如何发挥作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