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第一个参与式育种项目在广西启动。当时，位于南宁市马山县古寨村的上古拉屯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社区。村民们以玉米为主食，但他们买来的杂交种子并不适合当地山区干旱的小气候，而且口味不好。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玉米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于是联合一群来自公共科研机构的科学家、育种家帮助上古拉屯村民收集、保存地方老品种，从中筛选合适的种子，来繁育更符合当地人需要的种子。
农民和科学家两方拿出各自的育种材料，一起做实验，在2003年终于培育出了玉米杂交品种“桂糯2006”，其香甜的口味深受当地人喜爱，一度成为当地市场最畅销的糯玉米品种。这样的合作，让乡土老品种焕发出新的生命，也让育种拥有了更丰富的种质资源选择。
玉米种质基础狭窄已经成了限制中国玉米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扩充种质基础，一是靠地方种质挖掘，二是种质进口。西南山区的地方品种由于品质好，抗旱、耐寒、耐贫瘠，是中国玉米种质的重要来源。所以，上古拉屯村民和科学家合作的保育行动，不仅关系到社区生计，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一块小小的基石。
但是，由于近几十年来中国大力推广高产杂交品种，玉米的品种总数虽然在逐年上升，但是地方品种数量却在急剧减少。这只是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总体现状的一个缩影。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阶段性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粮食作物培育品种从1956年的2400多个增加到了2018年的2万多个，增加了8.5倍，但另一方面，同期农家品种的数量却从1万多个减少到3000多个，流失率超过70%。
75%
自上世纪初以来，世界已经失去约75%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高产杂交品种的推广提高了农产品的供应量，但与之伴随的地方品种流失，却在从底层侵蚀育种材料的多样性，成为对粮食安全的一大威胁。
这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据估计，自上世纪初以来，世界已经失去约75%的农业生物多样性。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上订立的“爱知目标”提出了到2020年保持包括栽培植物及其野生亲缘物种在内的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的“目标13”，但是2020年的公约秘书处的评估发现，该目标未能实现。
活态保护是关键
继上古拉屯之后，一些致力于老品种保育的科学家和公益机构将“藏种于民”的实践推向全国。在过去20年间，在一些NGO、地方政府和个人的努力下，全国的社区种子库已经有了40家，遍及12个省。这些种子库都对本地传统品种进行收集、保存和活态利用，并在网络内部开展种子交换。
2013年，在参与式选育种项目的基础上，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等机构的多位科学家共同发起了“农民种子网络”。这是一个支持全国农民种子就地选育、共享和倡导的公益平台。网络里的农民成员们做老品种保育的动机不尽相同。
来自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卢瑞香有着一家小种子公司，收集了一百多个老品种。她告诉中外对话，这么做是出于情结。她出生在农场，从小便跟着父母上山，看他们给玉米做杂交授粉，给高粱“去杂”（除去劣苗来保证育种的纯度）。母亲会把漂亮个大的西红柿用绳子系住、做个记号，表示这是留种子的，不让孩子们吃，这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她还保留着这个叫“苹果青”的西红柿种子。随着身边越来越多人怀念以前的食物口味，她从中看到了市场前景。
农民种子网络的合作伙伴、非营利组织“社区伙伴”（PCD）自2006年开始在西南地区做老品种保育。其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林志光告诉中外对话，近些年来，年纪大的村民感觉到气候规律和以前不同。老品种虽然产量不一定高，但比起商业种子有着更好的稳定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考虑种植老品种。另外，由于疫情和出口贸易订单减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后，也希望把特色农产品用新媒体的形式推广出去。
他强调，除了看到地方品种的市场价值和种质资源价值，还要看到其文化价值。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些种子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是女人的嫁妆。有的村子逢着红白两事、生小孩，会把种子当作礼物在村子间流传，这本质上这是一个备份生存资源的保险机制。当这些种子灭绝时，附着其上的社会关系、集体记忆和文化传统可能也会随之消失。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制度为保护传统地方品种提供了机遇。2014年，河北邯郸涉县的旱作梯田系统被农业部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入选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农业种质资源的丰富度。从2018年起，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园艺师、原副局长贺献林便带领当地农民一起收集整理了包括谷子、玉米、高粱、蔬菜在内的170多个老品种。
除了将这些老品种登记入库，贺献林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活态保存，即通过持续种植，让种子不断地去适应变化中的气候。“只有社会认可老品种，才能实现活态保护；只有活态保护，才能更好地保护种质资源的活力。”他告诉中外对话。
贺献林在上世纪80年代从农校毕业后，曾从事过农业技术推广，在品种繁育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从2019年开始，他指导当地农民对一些谷子和豆子的品种进行提纯复壮，目的是繁育出优质品种，向外地进行商业性推广。
贺献林的努力，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写在了他今年的两会提案中。致力于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他告诉中外对话，目前中国对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主要抓手是国家种质库，这固然是一种重要手段，但如果只是将收集起来的种子冷冻保存，势必造成种子与变迁中的气候环境的脱离，未必能在未来的环境中萌发生长。他认为，应当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建设成农业种质资源的活态保护区。
“与迁地保护为主的国家种质资源库建设和保护体系不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种质资源保护是在持续的自然生产和人工选择下进行的动态演化过程，可以培育出适应不良环境变化和病虫害的各种优良特性，具有国家种质库、保护区和种质圃无法替代的优势，并与保存于国家种质资源库的品种实现互存备份和资源共享机制。”他在提案中建议。
保护的春天是否已到来？
202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强调农业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出了“应保尽保”的要求。在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成为今年经济工作八大重点之一。与此同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的表述也开始被官方和民间广为使用。
今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强调“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必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中国种业的又一个春天似乎到来。但闵庆文说，这更多是对育种技术、产业化的政策利好，“还应当重视种质资源保护，特别是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传统品种保护，而这方面也是我们常常忽视的。”他说，“对于散落在老百姓手上的种质资源，有没有查清楚？它们分布在什么地方？具不具备生产性？有什么威胁？对于这些评估，我认为还没有到春天，最多就是早春这个水平。”
闵庆文认为，对于亟待保护的农业种质资源可分两种：一种是没有产业化潜力、但具有遗传资源价值的农家种和野生近缘种，这些只能靠政府来保护，就像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那样，建立起种质资源保护区；另一种是可以产业化的农家种，此类品种往往产量不高、但口味好，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对于这类品种就要培育消费市场，并辅以政策支持。
但他所期待的种质资源保护区式的保护，目前政府投入还非常少。即便是被评选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而且已经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提名，涉县当地的社区种子库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中国过去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会优先去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比如大熊猫。这需要一步一步来。但我认为，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能够保护传统种质资源的阶段了。”闵庆文说。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是不够的。农民种子网络联合多家科研机构于去年发布的报告《种子：全球挑战与中国现实》将中国的种子系统区分为由农民针对地方品种开展保护和利用的“农民种子系统”和由公共科研机构和种子公司组成的“正式种子系统”，指出是两大系统之间的系统分离造成了一方面正式种子系统培育的种子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地方品种的快速流失窄化了正式种子系统育种的种质基础。
报告认为，要弥合分离的种子系统，就需要促进两大种子系统和其中农民、公共科研机构和企业三方的互动与合作，通过惠益分享机制支持农民就地保护和利用种质资源，强化农民种子系统与国家种质资源库的互补作用。前文提到的“桂糯2006”的合作培育，为这种方案提供了一个范本。
惠益分享有待破局
在2016年《种子法》修订中，农民自繁、自用和串换剩余常规种子的行为在经过一番争取后得到了法律保障，但是如果要在正规渠道售卖种子，则必须按照《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要求，对种子做“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审查，这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技术门槛太高，而且必须拥有种子公司的资质才可提交申请。
也正是因此，科学家和农民合作培育“桂糯2006”的意义超越了培育出符合地方社区需要的品种。它更让农民有机会携其地方品种资源参与商业育种，让其成果能够通过品种审定，可以走向市场，他们可以从中分享经济收益。按照现行法规，只有种子公司才能申请品种审定，这使得只有它们才能将新品种推向市场。种子公司培育新品种使用一代又一代农民繁育保留的、开放知识产权的乡土老品种作为育种材料，却独享着商业收益。这对农民不公平。而上古拉屯的村民则与广西农科院共享着“桂糯2006”的知识产权，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该品种的种子，还有权使用亲本开展杂交育种。这是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大目标之一——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的积极探索。
“桂糯2006”在2013年被上古拉屯无偿授权给云南丽江石头城村的村民，该村妇女张秀云加入农民种子网络的参与式选种计划后，又对“桂糯2006”做了改良，先后育成“秀云1号”、“秀云2号”等能够适应金沙江流域干旱和降雨减少的气候变化趋势的良种。但由于无力申请品种审定，她的品种只能在当地交换传播，无法正式售卖。
这种现状缘于中国目前尚无确保农民获得农作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制度框架。
2014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补充协议、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生效。该文件要求缔约方通过采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确保利用原住民和地方社区所拥有的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被公平公正地与其分享，各缔约方亦应采取措施确保对这些社区遗传资源的获取取得其事先的知情同意。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统计，截至2020年7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26个《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中，已有87个采取了国家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措施，并设立了国家主管部门。
中国在2016年成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但是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告诉中外对话，多年来，中国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已经开展立法工作，但进展不大。除了极少数地方法规，至今没有出台全国性的专门立法。曾代表中国全程参与《名古屋议定书》起草谈判的薛达元认为，这导致中国未能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爱知目标16“，是履约工作中的一个“硬伤”，也不利于中国借助惠益分享机制更好地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10月11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开幕（第二阶段将于明年4至5月在昆明举行）。13日，大会通过了由主办国中国起草的《昆明宣言》，在其中，各方承诺加大力度确保公正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薛达元说：“这是个积极的信号”。
“生物多样性公约有三个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和公平公正地分享由于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能不能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取决于第三个目标能不能实现。”他在昆明接受央视采访时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