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国政府明年召开会议以达成一项全球协议，阻止人类福祉赖以维系的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时，每个人都会将“30×30”挂在嘴边。这一目标——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框架下正在谈判的关于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谈判没有破裂，那么它将成为2022年4月至5月在中国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这将是个大新闻。如今，只有17%的土地和8%的海洋受到保护。科学家说，“30×30”目标可以有力促进避免生物多样性危机，同时也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未来流行病的风险。
但“30×30”目标也有其争议。因为一直以来，保护区的效果良莠不齐。虽然其中一些起到了拯救物种免于灭绝的作用，但另一些（所谓的“纸上公园”）却管理不力。还有为数不少的保护区则以军事化安保对在地居民实施强迫搬迁和人权侵犯，给他们带来伤害。
在人们担心“30×30”可能带来更多“用胁迫做保护”的同时，也出现了希望的迹象。在得到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一些鲜为人知的保护区替代方案，即下文探讨的“OECM”，可以解决人们关于公平性和有效性之间的矛盾的忧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活在大自然附近的社区是其最好的管护者，应该被授权管理当地区域。但言与行之间仍有很大差距。昆明大会做出的决策将决定“30×30”是会重复还是纠正过去的保护失败。
复杂情绪
“30×30”目标已经得到了由哥斯达黎加、英国和法国担任联合主席的“自然与人高雄心联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 for Nature and People）中75个国家，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支持。美国虽然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但拜登总统的“美丽的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计划设定了自己的“30×30”目标。
但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来说，“30×30”并非一个既成事实。中国对此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关于把它用在海域上。其他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国家，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南非尚在观望；是否能在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就“30×30”达成协议也取决于其他领域的进展，例如富裕国家提供多少资金来资助保护工作。
在远离谈判桌的地方，人们却担心“30×30”会给生活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人们产生不利影响。致力于保护原住民权利的国际生存组织（Survival International）将“30×30”称作“历史上最大的土地掠夺”，并说它将通过把人们的祖地变成保护区，而将3亿人逐出家园。
该组织的传媒总监乔纳森·马佐尔（Jonathan Mazower）告诉中外对话，《生物多样性公约》应该“放弃30%的目标，除非和直至所有新设和现有保护区都制定了适用于原住民和其他在地社区的铜墙铁壁似的保护措施”。
议程的交汇
与原住民合作的其他团体，如权利与资源国际（Rights and Resources International，RRI）同时看到了机会和风险。该组织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原住民和其他在地社区在保护生态系统方面远比政府有效，特别是当他们拥有这些土地的可靠权利时。权利与资源国际和 Campaign for Nature组织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承认高生物多样性地区社区土地权利所需要的成本，还不到创建排斥性保护区时重新安置这些人所需费用的1% 。
权利与资源国际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如联合国人权和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30×30”是一个转变自然保护范式的机会。新的范式将权利视为基础，而非事后的找补。这一理念正日益被保护生物学家们接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保护区外由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保护的区域获得认可，那么“30×30”目标甚至可以被超越。
非政府组织Resolve的生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解决方案主任、野生生物科学家埃里克·迪内尔斯坦（Eric Dinerstein）说：“为了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稳定气候，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支持原住民为了拥有和管理其土地而做出的努力。”
2021年5月，七国集团气候和环境部长发表公报，承诺“承认原住民和在地社区是实现这一（即“30×30”）目标的全面伙伴”，这也反映了自然保护议程和权利议程的交汇。9月，九家慈善基金会做出了类似的表态，这几家基金会将投入50亿美元资助“30×30”的实施。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保护资金承诺。
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在宣布捐款10亿美元时说：“我知道过去许多保护工作都失败了。自上而下的项目中没有包容社区，没有包容居住在当地的原住民。它们系统性地失败了。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现在需要实事求是，再也不能模棱两可了。奥斯卡·索里亚，阿瓦兹组织活动主管
但是，尽管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但很少有政府能充分认识到原住民和在地社区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基于区域划分的保护仍然是极端排斥性的。2018年，只有0.6%的保护区由原住民和在地社区管理。阿瓦兹组织（Avaaz）的活动主管奥斯卡·索里亚（Oscar Soria）说，即使是那些自称雄心勃勃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的信任和透明度也远远不足。
他说：“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自然与人高雄心联盟’成员国采取具体行动，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开辟有意义的空间，更不用说阐明一致的立场，全力保障任何以区域为基础的保护措施的设计和实施都符合与原住民和在地社区权利有关的联合国准则和国际法。现在需要实事求是，再也不能模棱两可了。”
另一条道路
随着严格的排斥性保护区日益引起关注，人们的注意力正转向鲜为人知的替代方案。《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30×30”目标草案称之为“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即OECM。这些地区保护着生物多样性，即使这不是它们的主要目的。例如，圣林、某些类型的农场、社区森林和其他具有经济效益的地景和海景。至关重要的是，许多由原住民和在地社区根据当地需求和价值观进行管理，与此同时保护了自然的陆地和海洋区域，也可以被认定为OECM。
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珊瑚礁研究卓越中心高级研究员乔治娜·格尼（Georgina Gurney）说：“如果做得好，获得OECM的认定可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并有助于克服管理主体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权利不稳、资金不足和被排斥在决策之外。”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在2018年仅就如何定义OECM达成一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只有不到1%的陆地和淡水区域以及0.1%的海洋区域被登记在这一类别中。但潜在的OECM无处不在。2019年，一项对10个国家740个未受保护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的研究发现，其中超过四分之三至少部分被一个或多个潜在的OECM覆盖。
格尼指出，OECM的一个关键标准是，要让国家对其进行登记，这些地区必须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相比之下，保护区只需要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已被证明的效果。
她说：“OECM在促进公平和有效的保护方面大有前景，但这一前景能否实现将取决于对该工具的使用方式。重要的是要包括能够证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性，并确保OECM的划定是加强而不是取代现有在地治理的各种流程。”
改进“30×30”
由于OECM和“30×30”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维护原住民和社区地区的权利和社会保障，国际生存组织的乔纳森·马佐尔对二者总体上表示怀疑。
他说：“这些权利从未得到恰当的承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恰当地承认这些权利。在许多国家，如巴西，近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整个原住民权利体系受到了系统性攻击。认为这个政府会突然来个180度拐弯，终于承认这些权利，说得委婉些，是很幼稚的。更可能的说法是‘30×30’概念会诶用来增加保护区，其中大部分将排除人类在其中的活动或存在。”
距离《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要会议仅六个月之遥，公民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包括49个慈善组织 ）正在敦促公约官员和谈判者们强化“30×30”目标草案及其监测框架。他们希望该草案能够更好地承认由原住民和社区保护的区域，加强对其权利的尊重，并确保治理真正公平。
阿瓦兹的奥斯卡·索里亚在提到社区对影响其居住和管理度土地的决定的同意权时说道，“我们希望更常看到‘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概念被使用。我们还认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应明确规定，任何受到‘土地掠夺’指控的保护区都不应被公约认可。”
索里亚说：“这些问题必须被作为核心，而不仅仅是一个用来安慰良心的附加内容，或者是传播噱头。全球各地的演讲中开始不断出现原住民和在地社区的身影，但他们仍然很难站到台前。他们仍然没有被平等对待，各国中央政府显然没有，但自然保护工作中最大的参与主体也仍然没有。我们可以做得远比这更好。”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