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红树林总面积持续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却成为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在中国，不仅超过75%的天然红树林被纳入保护地范围，远远超过42%的世界平均水平，大规模人工造林也让中国红树林面积在新世纪的前20年间增长超过23%——但如今这张漂亮的保护成绩单却在引发另一种反思：依靠成本高昂的造林带来的红树林面积增加是否可持续？它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又是否得不偿失？
造林热潮渐退之际，中国内陆很多自然保护区探索出的“社区共管”模式成为中国红树林保护新的探索方向。当单纯的“种树”模式转向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整体修复和保护后，让当地社区参与保护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与保护区共同管理自然资源变得重要起来。在社区共管模式下，社区既贡献于保护，也能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中获益。
社区共管能否成为红树林生态系统修复的解决方案？中国的红树林保护专家和民间组织们正在寻找答案。
红树林保护转向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2000年，中国的红树林面积从5万公顷急剧下降到2.2万公顷，丧失了超过一半的红树林。其主要原因是围塘养殖。自2000年以来，通过严格保护和大规模人工造林，红树林面积净增加了五千公顷。但是，主管红树林修复的林业部门过去一直将红树林定义为“森林资源”而非海洋生态系统，相应地，修复措施是种树，目标则是造林面积。代价也显而易见：中国适合直接造林的滩涂面积很小，为了完成面积指标，很多地方在并不适合红树林生长的低潮位滩涂上种树，导致红树林成活率很低。有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甚至人为抬高滩涂。这不仅成本高昂，还有生态风险。被填掉的中低潮带底栖动物丰富，是水鸟的觅食地，被填土种树后，水鸟就失去了“饭碗”。
这条弯路走了将近二十年。在2017年发布的《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中，规定了4.8万多公顷的造林目标，这远超当前红树林适合生长区域的面积。同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西北海考察红树林时提出要“尊重科学”。2020年印发的《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下称“行动计划”）将造林目标大幅缩减为九千多公顷。并且强调要“对红树林生态系统实施整体保护”。
“仅仅3年时间，就及时修改了国家规划，这非常难得”。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王文卿告诉中外对话：“这标志着，至少在国家规划层面，中国对红树林的管理，由只盯着种树面积的有林地修复，真正转向了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
随着红树林管理从“种树”到“修复生态系统”转变，坚硬的历史难题浮出水面。一个常识是，最适合修复红树林的地方，恰恰就是红树林曾经生长过、但又被清除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大多被开发成了鱼虾养殖塘。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头号难题。全球50%以上的红树林面积下降是由于围塘养殖。在中国，自1980年至2000年被占用红树林面积将近1.3万公顷，其中围塘养殖就占了97.6%。
2021年由王文卿等中国红树林专家撰写的《中国红树林湿地保护与恢复战略研究》（下称《战略研究》）出版，系统总结了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的得与失。并且提出，退塘还林和还湿将是中国未来红树林修复的主要方式。《行动计划》也提出要有序清退自然保护地内的养殖塘——而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内的鱼塘总面积近1万公顷，超过中国现有红树林面积的1/3。
由于需要的补贴金额巨大，地方财政难以承担，退塘执行艰难。况且，就算保护区能收回这些养殖塘，管理它们也需要相当大的行政成本，以保护区现有的人力和资金无力应对。另外，目前政府对红树林严格保护、不鼓励利用的态度，也让很多生活在红树林区的居民对保护政策态度消极。
如何解决红树林区居民生计和保护的矛盾？过去被“种树”模式排除在外的社区，如今成为“退塘”模式下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其以何种方式参与到红树林管理，也将决定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恢复质量。
社区共管：湛江探索
仅从理念来看，在红树林保护区探索“社区共管”并不新鲜。《行动计划》的最后一条要求“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社区共建共管机制”。在一份八年前的福建漳江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培训材料中，也完整介绍过社区共管的好处，并且称“进行社区共管是实现保护与可持续经营最行之有效的措施”。
知易行难。根据《战略研究》，国内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14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国家级6个、省级8个）中，除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置了可持续管理科负责社区共管外，其余的都没有把社区共管纳入日常工作。
让老百姓可持续地利用红树林资源，这是个趋势。赵鹏，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湛江重视社区参与有其现实的必然性。它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但保护区域过于分散，跨39个乡镇，涉及人口244万。保护区内4800多公顷养殖塘则是管理的头号难题。
早在2001至2006年间，中国与荷兰在湛江所处的雷州半岛开展红树林保护项目合作，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红树林境外赠款项目。其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有效的社区共管模式。但据多位专家回忆，实际上只是停留在社区宣教、为村民修建基础设施的层面。
但这毕竟在当地营造了社区参与的认知基础。自那之后，不仅保护区在建制上纳入了社区共管工作，一些环保组织也开始在湛江试点探索社区共管。2021年，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红树林基金会（MCF）共同启动了雷州半岛的河北村、北家村社区保护项目。参与设计该项目的项目官员告诉中外对话，在这个阶段，希望推动更多村民直接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
“以保护区的人力去管理每一个地块，挑战非常大。但因为在很多保护区块，当地人就住在那里，他们去做保护会更好。”上述项目官员说，比如对互花米草等外来物种清理之后，这些植物还有可能冒芽，村民看到之后就及时清除掉，比起在外来物种扩散之后保护区再动用工程手段，效果会更好，成本也低得多。
但这仍未达到“共管”最期望达到的状态：让村民参与到保护方案的制定，明确权责，以及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归根结底，在王文卿看来，这是因为目前国内并没有对于红树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成熟技术路线。红树林可持续利用，一般是两种模式：生态养殖和生态旅游。但眼下两者收益都远不及密集型养殖等破坏性开发的收益。特别是生态养殖，作为被期待可以解决退塘难题的方案，现在没有可供大面积推广的方案。
“科学理论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养殖动物在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这些基础问题，我们还缺乏答案。”王文卿举了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贝类、螺，它们吃什么，排泄物又到哪里去了？”
多个科研单位、公益机构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湛江北家村、河北村的红树林社区保护项目为期4年。据悉，项目组将探索养殖与生态效益共存的保护模式。思路是让鱼塘在用于养殖的同时，为候鸟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让飞来此地越冬的鸻鹬类，能够觅食、栖息。
一个现成的参考是香港的米埔湿地，冬天用作鸟儿的觅食地，其他季节仍旧可以养殖。但上述项目官员认为，米埔湿地的保护属性更强，所以养殖规模和密度都不大，这一点可能不适用于湛江。“我们还是希望能尽量保证养殖户的收益。”这位项目官员说，北家村项目下养殖的产量相比以往可能会有所减少，可以探索为养殖户提供补贴的方式，即便如此，成本也远远小于回收鱼塘补偿和保护区全盘管理的成本。
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赵鹏过去两年也在广西北海做实验，尝试在废弃虾塘中恢复红树林生态系统，然后再在其中投放鱼虾蟹贝的幼苗。“虽然产量比密集养殖的低，但生态产品的价格会上去，而且总比老百姓什么都得不到要强。”他说。
“让老百姓可持续地利用红树林资源，这是个趋势。”赵鹏认为，天然红树林应该得到严格保护已经是共识，但应该考虑怎么将人工林的管护权和收益权授给当地社区，这样当地居民才愿意去保护红树林，“否则是不可持续的。”
但养殖与生态和谐共存的红树林保护，仍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怎么加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恢复；怎么调配投入物种，得到合适的产量；以及如何在潮汐自由涨落的同时保证养殖物还留在系统内，不至于被潮汐卷走。
因此，王文卿认为，虽然《行动计划》在最后提了一句社区共管，“但现在欠缺有效方法、案例。”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互学
由于地处全球红树林分布区域的北缘，受低温所限，中国的红树林面积只占全球千分之二。而在全球范围内，很多红树林资源丰富的热带地区已经有了不少红树林可持续利用的经验。不仅《行动计划》要求要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在发言中提出，要加强双方的红树林保护合作，并促进知识共享。
在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１５次缔约国大会第一阶段开幕前夕，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倡议发布，并提出建立以中国和东盟国家本土民间组织为主体的“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网络”。该网络旨在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科学修复和管护红树林，以遏制红树林生态系统退化，并联合各界探索区域生态治理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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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红树林面积占全球三分之一，仅印度尼西亚就拥有20%。
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红树林保护合作有着特殊意义。东南亚被称为全球红树林的分布中心，这是因为东南亚的红树林面积占全球三分之一，仅印度尼西亚就拥有20%。而且东南亚的红树物种之丰富也属全球之最。
但这里也是红树林净损失最大的区域之一。2018 年，保护国际 (CI)、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湿地国际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成立了全球红树林联盟，目标是通过公平有效的保护和修复措施来扩大红树林的恢复面积。2021年该联盟发布《世界红树林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概述了目前全球红树林研究与保护行动的最新情况。根据《报告》，近80%的人为驱动红树林的损失集中发生在六个国家：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东南亚红树林消失的最大原因是被改造用于商品生产，比如鱼虾养殖和水稻种植，近些年油棕种植的扩张也带来显著影响。据上述报告估计，自1975年以来，在泰国仅养虾场的发展就导致了50-65%的红树林消失。
《报告》也介绍了很多东南亚、非洲和加勒比等地区在社区层面对红树林资源可持续利用案例。王文卿曾赴越南和印尼考察当地的红树林修复工作，他认为，相比中国，那里沿海居民对红树林的生计依赖性更高，基于社区的可持续利用实践更多，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引以为鉴。但在有些专家看来，这些案例不太容易照搬到中国。一是因为中国沿海人均红树林占有量要小得多，无法仅靠自然资源来满足生计；二是过去几十年围塘养殖获得了高密度的经济收益，相比较其他热带国家，中国放弃围塘养殖的机会成本要高得多。
但东南亚地区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对社区共管的探索，仍然值得关注。1997年泰国宪法确立了传统社区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权利。有研究表明，与国有森林相比，泰国的社区森林拥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和越南也都建立了成熟的社区管理森林制度。2012年，印度尼西亚国家红树林战略要求所有红树林管理通过国家协调机构，或由政府、非政府组织、沿海社区和商业领袖组成的区域多利益相关方红树林管理工作组进行。然而，光有制度是不够的。受限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治理能力，通过社区来保护红树林依然挑战巨大——不仅需要实实在在的生计替代来源，也需要运行良好的参与式协作管理框架。
在这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也有了一些尝试。在中缅气候援助的框架下，北京朝阳区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自2017年开始在缅甸联合当地伙伴机构，通过推动社区参与保护，包括建立社区基金提供低息贷款改善当地生计、推广清洁炉灶，以减少一些社区砍伐红树林用作薪柴的行为。GEI海洋项目经理范敏告诉中外对话，接下来会致力于推动部分项目区域所在地的红树林划定为公共保护森林——缅甸自然保护地中的一个类别，社区居民可以在其中申请社区森林，以拥有３０年的可持续使用权，可以享受产品免税等优惠。政府也会发放红树苗给社区来种植、修复。
值得一提的是，GEI在缅甸所使用的是以社区为主导的“社区协议保护”机制，最早是GEI从秘鲁引入中国，在中国西南山地的保护区经过实践、本土化成功之后，再“出口”到东南亚项目中去的。王文卿说，中国这些年在红树林修复的种植技术上积累了丰富理论和经验，并形成了十几项相关标准。他注意到，滩涂造林、少数几个树种的大面积种植等教训，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仍在发生，因此中国的经验值得推广。范敏说，不仅中国过去在修复红树林上的技术积累可以分享给东盟红树林国家，而且眼下开始着力解决的退塘问题，也将是未来东盟相关国家要面临的主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