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正式宣布《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 第二阶段会议会址从昆明改到加拿大蒙特利尔，会期为12月5-17日。这一消息证实了此前的传言，并引起了广泛讨论。作为一个三年来与各方紧密合作的民间组织COP15亲历者，虽对主办地变更早有心理预期，但听到消息仍然十分震惊和失望。
易地之后中国将如何继续发挥作用？对国内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如何？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有怎样的影响？对云南和昆明意味着什么？一连串疑问让我彻夜难眠。
跌宕起伏的昆明进程
事实上，关于COP15第二阶段会议的一些流言，早在今年3月在瑞士日内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续会期间就已经在流传。官宣易址的当日，COP15的第四次工作组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开幕。程序上，该会议需要在COP15第二阶段大会召开前几个月完成磋商并提供“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2020后框架”）协议文本，供缔约方在大会上审议。但其实内罗毕会议并不在COP15原本的计划之内，只是因为疫情造成的低效率，使先期线上线下谈判任务无法如期完成，不得不数次变更和增加活动。这是COP15谈判自启动以来跌宕起伏历程的典型反映。
COP15一路坎坷。自2020年5月中国首次宣布延期到最终移师蒙特利尔，COP15共历经四次延期。每次延期，都带来一大批谈判和准备工作的调整，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形式（线上或线下）、谈判和技术会议的频次等。
不同于气候变化谈判被控温1.5度或2度的单一而明确的目标引领，生物多样性谈判的目标更加平行——既有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直接目标，也有如何合理利用资源求得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不同国家和不同群体如何分享保护利益的权利、公平和社会目标……眉毛和胡须混杂，模型和工具模糊，导致生物多样性谈判甚至连“鼻子”在哪里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是缔约方不得不面对的天然复杂性。
与此同时， COP15面对的是自《公约》诞生以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几乎全面的失败，对人类在未来关键10年彻底扭转局面的期待，以及到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因此，它被认为是“不能失败”的大会。对标2015年历史性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昆明只要成功，即名垂青史。
COP15对中国意义重大
2021年10月，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顺利召开。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总结认为，和历次缔约方大会相比，这次COP15大会有三方面重要成果：一是凝聚了广泛的政治意愿，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约束力。它在《公约》历史上首次召开了领导人峰会，元首们做出政治承诺，增强了各方行动政治决心；二是达成了《昆明宣言》，为2020后框架的磋商提供了政治指引；三是中国提出了务实而有力度的东道国举措，包括宣布成立15亿人民币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此外，法国、英国等其他缔约方、慈善界和金融界也有资金或“30´30”目标等相关承诺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一阶段会议达到了各方决心表态和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
COP15也是中国首次主办最高规格的多边环境会谈，是2021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公约》决定将COP15大会由中国主办，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的某种认可，以及对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期待。从中国的角度而言，成功主办COP15大会，也能在国际多边进程中融入“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话语。COP15 的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其第一阶段会议期间举办了盛大的“生态文明论坛”，让这两个主题得以充分呈现。
近30年来，环境非政府组织因其独立性、专业性和灵活性，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的作用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重视。COP15对中国环境社会组织而言，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机遇。
2019年以来，生态环境部COP15执委会办公室与国内的环境组织展开了密集对话和协作，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动员，与CBD秘书处和非、欧谈判代表开展对话等，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官民协作氛围。中国社会组织在昆明第一阶段会议前夕联合承办了高规格的“COP15 NGO平行论坛”，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249个机构参加，就民间参与和自主贡献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行动和资金投入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广泛共识。会议还承诺未来10年投入25.5亿元人民币资金协助保护10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等成果。这是中国环境社会组织首次以集体面貌跃上全球环境治理的舞台，从议题把控、国际协调到成果呈现，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和专业性，为东道国加分不少，也部分改变了中国只有官方一种声音的刻板印象。
在社会大众层面，主办COP15对中国各界的生物多样性启蒙是任何其他事件无法比拟的。为了给COP15造势，两年多来，官方和社会团体、公益组织、企业、研究机构等通过各种媒介开展了极其丰富的传播。本人前后亲自策划和参与的官方和非官方活动不下50场次之多，亲身经历了“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如何在决策者、各级政府和民间各界——包括青年学生和普通公民中间——流行起来的快速变化。这种全社会自然观的快速改变，也是我认为COP15给全中国带来的最具有历史价值的遗产。
易地举行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昆明第一阶段会议虽然完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环节，但并未设置对2020后框架的谈判；《昆明宣言》本身也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会议的历史影响有限。围绕框架目标的缔约方谈判，诸多缺陷和问题显而易见，笼罩全球的阴影并未随着第一阶段会议的召开而散去。相反，更改会议时间和地点带来了更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这些影响可能包括以下层面：
首先，全球生物多样性谈判再次受挫，与人们期待的建立“一个兼具雄心又务实平衡的”全球目标框架相去甚远，确保COP15取得里程碑意义成功的任务艰巨。昆明第一阶段会议之后日内瓦和内罗毕磋商遗留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更让业内人士深感失望和忧虑。
其次，围绕2020后框架草案的谈判迟迟无法取得关键进展，使COP15的前程充满阴影，作为主席国的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压力。好在会址改到加拿大后，又比原计划多出了4个月的时间窗口，缔约方如能加强围绕目标和执行手段的磋商，或仍有转机。目前，召开第5次工作组会议的提议已被提出，主席国需促使各国尽快为协议达成做出妥协和让步。
再次，墙里开花墙外难香，主席国协调和领导力面临严峻考验。缔约方大会是全球主权国家的谈判舞台，生物多样性的每一个目标都需要196个缔约国全部通过才能达成。因此，COP15谈判和会议举办需要提供足够自由的活动空间和机会、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话语体系、柔韧度和耐心，以及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性等必要条件。在三年以来严格的疫情管控模式下，中国国门难以打开，上万国际代表也不便自由进出，召开实质谈判的第二阶段大会的上述条件已不具备，易址是不得已而为之。
作为主席国，中国技术官员需要在所有的谈判过程中，在其他195个缔约国之间沟通斡旋，抓住复杂问题的关键，规划、组织和召开一系列多边、双边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弥合分歧并促成多方共识。因此主席国代表团更像是一个专业外交使团，既要有一批精通生物多样性的业务专家，又要一批运筹帷幄的外交家，且他们得到足够授权而游刃有余。在气候谈判中，由解振华特使领导的中国代表团队就是典范。在COP15进程中，仅作为缔约方之一参会和表达国家立场，对主席国发挥领导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最后，易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连锁反应，对国内自然保护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影响深远。中国自1972年开始参与联合国环境进程以来，逐渐从全球环境议题的“参与者”变成了“推动者”。5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和公约唯一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GEF）——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资国。获得COP15主办权，让中国有望完成从“推动者”到“引领者”的历史跨越。本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呼之欲出，各方热情高涨，而第二阶段会议的易址，对致力于推动中国自然保护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各界人士都是莫大的遗憾。
对于举办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中国还有多大空间履行主席国职责并发挥作用？主席国和东道国权责如何协调？中国是否还会主导平行论坛和其他相关活动？“昆明目标”说法是否还有可能出现？有多少人将失去参加这一历史进程的机会？更广一步，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话语将如何构建？官方和民间参与全球环境行动合作会受到何种影响？国际社会是否将继续信任我们的决心和实力？
云南和昆明也有切肤之痛。所有人都希望COP15能给昆明带来城市发展机遇。同时，云南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生物多样性地位也被认为完美匹配《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从而奠定昆明和云南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高地的地位。然而，COP15大会上宣布的首批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中没有云南和昆明，又暴露了云南在生态环境治理理念、创新、行动及宣传上与国家期待的某些差距。COP15移师蒙特利尔，浇灭了昆明人的后续期待，COP15的昆明故事如何继续讲述？设施、场馆、标识、特许商家和品牌如何延续？提振城市士气和动力的后续抓手又是什么？相信都是决策者们应思考的问题。
轻装上阵，能否前进更远？
缔约方大会易址并不常见，但不是孤例。2019年智利气候变化大会（UNFCCC COP25）因为该国国内政治动荡临时移师西班牙马德里，组织高效；斐济作为主席国的气候变化大会（UNFCCC COP23）在德国波恩举行，也算顺利。“祸兮福之所至”，COP15移师蒙特利尔并非全是坏事。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中国官方和民间若能充分利用扩大的时间窗口，至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有所作为，从而使之前进更远而非退缩。
第一，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充分发挥主席国能动作用。会址改变使中国无需再耗费大量精力组织会议，可以借机调配和充实技术力量轻装上阵。中国应坚持主席国责任和昆明进程核心资产，梳理研判谈判关键节点，积极展开双边、多边斡旋，发挥领导力提高谈判效率。没有疫情严控措施，为谈判斡旋也提供了更灵活的社交空间，主动作为可以让中国在推动2020后框架的进程中走得更远。2020后框架必须成为昆明遗产的一部分，这关乎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历史定位。
第二，开放协作因势利导，支持中国民间组织发挥关键作用。面对COP15的易址和所面临的谈判困境，官方发声面临多种掣肘，社会情绪相对低落。特殊时期，更需要中国民间组织再次走上前台，有所担当，加强围绕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动员与造势活动（尤其是在云南和昆明），积极与国际同行开展生物多样性对话，并为中国与不同缔约方的双多边对话创造条件。中国机构也应该抓住机会走出去，积极争取在蒙特利尔举办平行论及边会等活动，向国际社会阐释和推介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开展民间外交。
中国官方则需要继续强化第一阶段会议期间与中国环境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紧密关系，为民间活动提供合作空间、渠道以及提供背书等支持，使其在蒙特利尔和国内都发挥最大的正面效应。主办单位应与民间组织合作，坚持主导平行论坛并履行主席国责任，共同促进2020后框架目标达成，进一步塑造主席国包容、协作、多元的国际形象。
第三，加快构建开放磋商，推进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尽快运行。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是东道国的标志性举措，承载了各方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期待。但目前基金如何管理运作、如何融资和投资、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尚未明确。作为一个被设计为开放的基金，在融资上应该通过积极的多方谈判，吸引国内和国际公共及私有资金共同投入。在管理构架上，它应该是高效的、透明的和国际化的。在投资上，既要支持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些关键问题或关键区域，又要为各类投资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创造条件，并促进生态经济的发展繁荣，从而有助于2020后框架目标的实现。如果昆明基金能尽快完成管理构架和法律文件，以“中国发起的首个国际环境基金”形象在蒙特利尔谈判前开始运转，将极大有利于主席国斡旋谈判，增进与诸多缔约方的关系，并提振全球信心。
最后，初心不改齐头并进，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国民教育和主流化。昆明COP15的准备与召开，已经在中国各行各业播下了生物多样性的宝贵种子。各级政府决策部门深入理解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内涵，商业和企业界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规划计划，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人得到了系统的科普，公众更是得到了自然保护的启蒙。强化国民教育非常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各个行业和群体中走向主流化。无论COP15移师何处，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就是维护绿水青山，就是让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融为一体。持续强化国民环境教育将事半功倍，利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