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3日晚，美国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发生了一起火车脱轨事故。由于美国的铁路系统硬件老化，状况频发，所以无论是小镇的近五千位居民还是嗅觉敏锐的媒体都没有太把它当回事。
直到三天之后，为了防止事故现场一些已经受损的危险化学品储罐发生不可控的泄漏和爆炸，肇事方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Norfolk Southern）决定将其中5节车厢中的氯乙烯导入空地进行燃烧处置。冲天的火光和黑烟引发了周围居民的恐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却迅速演变为一场国际关注的环境公共事件。
在中国，这一事件经过大量时政类和科学类媒体的传播，引发了广泛的公众讨论。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美版的“切尔诺贝利”，大部分舆论也关注在氯乙烯等危化品燃烧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尤其是短期内可能造成的光气污染和长期可能遗留下的二噁英类物质污染。
这起事件，让美国启动了国家层面的的环境应急响应，自脱轨事件发生第二日起，至本文截稿时，应急部门每周都在持续对外发布最新的信息通告。截至4月1日，环境监测仍在持续，环保工程人员清理掉了事故地点12904吨受到化学品污染的土壤和940万吨污水（包括事发地新增积蓄的雨水），完成了646户周边居民的室内空气筛查。他们还在扩大范围，对俄亥俄州及宾州部分居民的住宅和农场可能被沉降污染物影响的土壤进行取样和筛查。
迄今为止，他们都没有发现高于环境背景值的二噁英等物质污染的情况。
美国联邦环保局（EPA）并不是对于所有事件都会启动应急响应，只有在涉及石油、生物化学品及放射性物质泄漏，大规模的国家安全紧急情况，或者地方政府应对不了的情况发生时，才会启动如此级别的环境应急。
和美国相似，中国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采用分级响应制度，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其中，特别重大和重大两个类别的需要国家层面的响应，即由生态环境部负责指挥。
不过，中国的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是与突发事件造成的综合社会经济损失挂钩而不是像EPA的响应机制那样与污染的类型挂钩。除了事故第一时间造成的死伤人数可以判断是不是“重特大”之外，其他指标诸如是否会造成物种灭绝，直接经济损失是否超1亿元，应急过程中是否需要中断水源地取水等等，都并非是事故发生当时就能知道的。 这就造成一个悖论——可能要应急响应过程中甚至结束了之后，才能知道这次事故的环境应急是不是到了特别重大和重大的级别。
假设“俄亥俄事件”发生在中国，在没有人死伤和急性中毒，没有大规模的人员疏散的情况下，生态环境部的团队很大程度上不会在事发后5小时内就赶到现场。
笔者试图探讨中美环境应急在响应机制启动、环境监测、污染赔付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差异，将本次事件作为一次互学互鉴的机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仅限于环境监管体系内的应急响应机制，而俄亥俄污染事件所触及的更为深层次的美国国内基础设施老化、两党党争乃至治理体系失灵等议题，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生命重于环境
2月4日凌晨，EPA到达事故现场后，随即通过铁路部门的清单，掌握了脱轨列车所装载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和数量，并开始展开特征空气污染物的监测，监控有害物质泄漏到外环境的情况。
2月6日，事故现场的大量氯乙烯被人为引爆并燃烧后，激烈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无论是居民、媒体还是专家，对于“受控燃烧”的处置方式都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存在环境影响更小，次生风险更小的处置方式。
氯乙烯这种爆炸威力惊人的易燃易爆化学品很容易造成人的死伤。比如2018年河北盛华化工“1128”重大爆燃事故，工厂内气柜中的氯乙烯泄漏到厂区外的公路上，遇到明火爆炸后，竟造成了24人死亡和21人受伤。
站在环境应急的角度来说，就算存在可以大幅减少环境污染的方案，但在保障任何人的生命安全（无论是民众还是应急人员）面前，也都是要无条件让步的。
EPA在发给记者的信件中多次强调：“我们的应急响应是以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首要任务的。”
EPA的应急环境监测也体现了这一原则。他们并没有回答环境空气质量是否超标的问题，甚至没有说明污染物的扩散范围和浓度渐变情况。他们的监控仅仅限于在事故现场周边“把关”，注意特征污染物的浓度是否足以对附近的人造成健康损害，如果浓度高了值得“担心”，那人们就尽可能远离，疏散的人先不要回来；如果一定范围内指标显示是安全的，那就不需要特别的应对。
在中国，类似的环境事件发生后，环保部门都有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达标”的通知，比如在张家口盛华化工“1128”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地环保部门甚至宣布事故现场“空气质量优”，让公众放心。
且不论中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并没有氯乙烯、氯化氢、光气等相关化学品的空气质量浓度标准，中国的环境应急监测更像是在做环评。
根据生态环境部2022年6月发布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空气应急监测工作规程》，监测点位的布设“以掌握污染物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及扩散趋势为重点”；监测结果的评价，敏感点优先执行地方环境质量标准或者环评技术导则限值；没有相关标准限值的，可参考前苏联《居民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浓度》……
这样的评估研究可能耗时耗力。而站在环境应急的角度，EPA认为，突发环境事件的空气污染通常是短期的，其危害主要是瞬时高浓度带来的急性伤害。事故发生点的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并非这一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常态，因此没有必要将其纳入环境空气质量的考核和评价。
谁污染谁付费
2月8日，确认急性伤害风险被排除之后，俄亥俄州政府发布了通知，告诉小镇居民可以安全回家。
但环境应急工作并没有结束，环保局又协助当地数百户居民开展了室内环境的特征污染物检测，回应他们对于空气异味、水井污染或者动物异常的关切。只要居民觉得有哪儿不对，检测总能以防万一。美国卫生部也派遣了专业团队来到现场做调查，问诊并评估居民的健康状况。
这一系列环境检测和健康检查的费用不低，反正事故和污染造成的所有的损失，都是由肇事者来买单。。无论受害者也好，纳税人也好，政府也好，都不需要通情达理地为责任方考虑如何省钱。事发半个月内，责任方铁路公司已向东巴勒斯坦支付超过 600 万美元，其中包括向 2400 多个家庭提供的 380 万美元直接经济补偿。
联邦环保局在开给铁路公司的账单里引述了《超级基金法》，一部可以对污染者及利益相关方追究无限责任的法律——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应急阶段的费用需要铁路公司买单，后续东巴勒斯坦地区事故区域长期的污染修复，无论需要花多少钱，铁路公司都需要无条件承担，就算是作为“有限责任”的主体宣告破产，其相关的利益方都会被追债直至支付完最后一个铜板。
而如果清理不及时造成更多的污染损害，除了支付相应的赔偿之外，铁路公司还可能需要支付按日计算的每天7万美金罚款。
没有什么政府大方“兜底”的好事，也不会是先由财政垫付了钱，后续再通过罚款和环境公益诉讼让企业多少出一些，“补”回财政。
虽然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4〕119号）也规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首先由事件责任单位承担。”但该《通知》不仅并没有展开解释责任单位究竟需要为哪些经费买单，怎样买单，同时它还给出了政府“兜底”条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在实际操作中，各级环保部门每年的应急费用都纳入财政预算和决算，第一时间的响应都是“自掏腰包”。而污染责任方的买单方式除了某些情况下参与应急的开销之外，也都不是直接付费，而是根据事后的“定损”来追究责任。
2020年6月，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在向媒体解释新出台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时，坦言当下的环境损害评估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和信息公开环节“严重缺失”的问题。
而即便是新的《规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弥补，它依然没有改变污染者“间接买单”甚至“以罚代缴”的现状。根据《规定》，突发环境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确定后，只是“可以服务事件定级、行政处罚，以及为公益诉讼、损害赔偿等提供依据”，而并不能直接成为开给污染者的一笔一笔清晰的账单。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一笔“总账”就可能会是一笔“糊涂账”，污染企业究竟应该付多少钱，哪些是该付给垫付了应急成本的政府部门的，哪些是该付给参与应急的外包公司的，哪些是该赔偿给民众的，哪些是该用来弥补环境损害的——这些都应该分别说清楚。
在数年漫长的行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可能转移了资产倒闭了，也可能改头换面变更了，“天价罚单”看起来是一记重锤落下，但执行起来却也往往大打折扣。
全程保障公众知情和参与
俄亥俄危化品火车事故发生后，民众陆续提出各种各样关于环境污染的质疑，比如有的人感觉不舒服，有的家庭养的动物出现异常等等，有些与事故有关，有些或许无关，但都值得关切和解答。EPA不仅在当地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随时向来访公众面对面解答他们关心的各种问题，也在官方网站上设置了俄亥俄事件应急响应的专门页面，随时更新发布污染物的清理进度、监测报告，以及跟事件善后相关的决策和通知。
民众在了解更清楚事件给自己的家园造成的影响后，也开始启动了法律维权。2月中下旬，当地居民的环境诉讼已经提上日程，其中8起诉讼向铁路公司索赔超过500万美元，主张的赔偿内容不仅包括居民的经济损失也包括精神损失——这是肇事者需要付费的环境成本之外的成本。
3月初，联邦环保局告知媒体，已经要求肇事铁路公司开始监测环境中的二噁英类物质。这是含氯物质在不完全燃烧的状况下可能生成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长期暴露的情况下，这类物质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环境生物，都有严重而长期的伤害。开始清理事故现场的污染土壤后，EPA几乎每天都会更新发布信息，告知民众他们监控的工程进度和施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他们尤其关注清理过程中是否会造成污染物的二次污染，因此依旧24小时对周围环境进行全方位的连续监测。
环境应急响应并不仅仅是针对于空气和水，在事故发生之初，光气和二噁英是被人们提起最多的两大风险，但环保局并没有第一时间监测和处理二噁英，而是把监控的第一优先序留给了光气等可能致人急性中毒死亡的化合物，然后是水环境污染物，最后才是可能长期滞留于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也是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和产生影响的时效来实施的安排。
俄亥俄州环境应急的启示
环境应急与固定污染源管理不同，每一次事故的情形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不仅没有照搬照抄的套路可循，甚至都没有太多时间让人门去商量处置方式或者比选方案。
环境应急的预案、演练和实践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方案上，都应该回归应急响应本来的目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去保护人，把对人的伤害和对人所生活的环境的伤害将到最低。应急措施的优先序和时效性安排也应按照这一原则，根据每一个应急个案及其演变进行调整。
环境应急也不仅仅是雷厉风行的围追堵截，这项工作的重点并不在于依赖工程技术手段解释、控制和消除污染物——那是局限于工程思维的认识。我们应该将它看做是一项社会工作，是我们在突发状况下重新调整和安抚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应急响应。俄亥俄的环境应急案例中，环保局所做的事情包括研判环境风险，监测污染物，追究污染者责任，指导善后清理，即时公开信息，组织公众参与，回应公众诉求等等。对污染企业而言，它既是执法者也是指导者，对公众而言则更多是服务者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