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水平经济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5%。但是，粗放的GDP增长方式效率十分低下，引起了普遍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环境退化，而且还导致了工业创新能力的不足。
上述后果不仅使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遭到了质疑，而且还危及国家的稳定。最近几年，贫富差距和环境退化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为了保持稳定，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政治控制，但是领导层也明白，如果要消除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必须调整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环境事务带有越来越强的政治性，和此前的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进入了环境政治的时代。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需要一个更加健康的环境，这个要求越来越不容忽视。
自从胡锦涛、温家宝开始执政之后，中国着眼于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开始探索新的增长模式。“十一五计划”（2006-2010）和十六届六中全会都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
“绿色GDP”运动是中国领导层实施新的政策方向的途径。尽管“绿色GDP”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领导层试图用这个概念来改变党员和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上的传统观念。
绿色GDP就是把环境破坏也计算在内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它可以用下列简单的公式来表示：
绿色GDP=GDP-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损耗成本
在实践中，绿色GDP的计算方法通常含有五种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包括：可耕地、矿产、森林、水和渔业资源；以及两种环境损耗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
由于2003年以来经济过热的现状，绿色GDP也被作为一种控制地方官员经济活动的方法。这一概念中也包含着必要的政治性目的，即用“科学发展”模式来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就像一位观察家指出的，绿色GDP的概念之所以变得流行，是社会趋势、宏观经济过热和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绿色GDP的概念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如何将诸如环境破坏和公众满意度等因素纳入统计还存在很大问题。地方政府在绿色GDP计算方式上各不相同，从而使绿色GDP在国家层面上缺乏理解的一致性。
况且，在通常的20类环境污染中，两局的报告只包括了其中10种的成本，而且由于难以获得数据以及技术的限制，根本没有把生态退化的成本计算进来。很清楚，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实践，绿色GDP在中国还都处于初级阶段。
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国经济损耗中的环境污染成本为5，118亿元（相当于6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材料的浪费和污染事故的成本分别占55.9%、42.9%和1.2%。报告还估计，处理这些污染的费用将达到2，874亿元，相当于2004年GDP的1.8%。然而，2004年实际用于废物和污染处理的费用只有大约1，900亿元。这个差距绝对不能忽视。
最近几十年，中央政府把地方GDP的增长作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数。这样的评价机制使得地方政府拼命追求地方经济的增长，而丝毫不顾环境破坏和社会冲突这样的负面效应。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政策在各省的执行一直都是个难题。必须有了充分的激励，地方政府才会遵照中央政策办事。就像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央政府必须引进一个新的评价机制，以激励地方政府官员转变他们的行为。旧的评价机制包括3个部分共17条，其中只有一条和环境有关。这不足以让地方官员把环境放到决策中来。
2004年8月，人事部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报告，提出了一套评估机制。这个机制包括3个部分，共11条，每条有3个指数。其目的是改善政府效能，并宣布其目标是让公众满意。尽管其中关于环境的仍然只有一条，但由于从过去的十七分之一变成了十一分之一，相对重要性似乎提高了。
这个评估机制的试验版本在内蒙古（北部）、四川（中部）和浙江（东部）三个省份开始实行。新机制有望切实提高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并且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和官员的政绩联系起来：
1） 地方公民对环境质量的评价
2） 空气和饮用水质量的变化衡量
3） 当地森林覆盖率
4） 地方政府的环保投入
5） 与环境相关的投诉和诉讼数量
6） 环境法规的执行
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战略，绿色GDP运动在国内确实得到了推动。然而，到了执行上，中央政府肯定还会遇到来自地方政府、甚至中央内部不同部门间由于利益分歧而产生的老障碍。
比如，在上述《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为期两年的研究过程中，好几个省都极端不愿配合国家环保总局的工作，或者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使得绿色GDP实际变得毫无意义。
2005年5月，就在研究项目开始的两个月之后，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还对中国计算绿色GDP的必要性表示质疑。他的怀疑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之间的分歧。
在实践中，绿色GDP的计算方法遇到了技术上的巨大困难。比如，污染成本和自然资源损失价值的计算十分复杂，这也是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标准化的绿色GDP计算方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技术漏洞为中国的官僚把戏留下了空间，也使得绿色GDP在中国的未来变得不明朗。看到这些技术性问题，国家统计局本来就对绿色GDP的必要性怀有疑问，如今就更加强烈地主张：为了防止短视行为造成环境破坏，在一些地区允许GDP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比实行绿色GDP更加实用。
中国在绿色GDP运动上的努力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更加清楚。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经济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绿色GDP如何才能作为一个概念在中国得到发展？领导层能够推行它吗？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改善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这些问题仍然亟待回答。
郑永年教授是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主任。
陈敏佳是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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