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向争论颇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压力更是往往阻碍环境保护的推进。同样，中国的许多生态问题都是贫困问题，争取尽快脱贫可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可看看中国的扶贫，却颇有一些咄咄怪事。
近闻，安徽无为县目前财政收入已超5亿元，综合经济排名连续3年位列全省十强县，可至今仍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无独有偶，被称为安徽“财政第一强县”的凤台县，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县财政收入第一名，也依然戴着“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这些人口多分布在落后地区的农村，以“老、少、边、穷”地区为主。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度的增长，但是经济成就多出现在东部沿海省份，上述落后地区经济严重滞后。有人形容中国经济现状是“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
国家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扶贫，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为什么一些地区扶贫效果不显，还不断出现返贫，甚至“越扶越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从我们的扶持政策上寻找根源。
首先来看谁更急待“脱贫”。其实，所谓贫困是老百姓的贫困，政府官员并不见得穷。笔者调查河北北部贫困县时，接待我们的领导佩戴着纯金的饰物，宴席无不排场，车子十分豪华。最关心扶贫的是贫困地区的领导，这里不能排除他们希望从扶贫费中先使自己“脱贫”的嫌疑。一些贫困县领导，当听说他们贫困县的帽子被摘除后，着急地直落泪。还有的领导不惜一切代价活动北京，保住贫困县的牌子。从这里看出，这些领导是不希望“脱贫”的。老百姓着急摆脱贫困，官员有意拖延，这样国家的钱怎能花好？
当然，地方领导也会以“造血扶贫”名义，吸引企业家来投资建厂。这时，贫困地区领导们关注的是税收所得，业主们的一些苛刻条件都是一概答应的。有些落后地区甚至公开打出“谁跟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和人民过不去”的标语，将业主提高到了“救世主”的地位。南方污染企业“北上”，东部污染企业“西进”，都是在这一路绿灯下实现的。但是，在这“北上”与“西进”的背后，有多少脆弱的生态环境牺牲了？西部是中华民族的“风水宝地”，东部的经济腾飞仰仗的是西部清洁的水源、空气、生物多样性、地下的能源等，西部开发如果失去了这些优美的生态环境，无异于“割股疗饥”。
扶贫而没有找对扶贫对象，是出现扶贫徘徊甚至返贫的根本原因，并同时导致了落后地区的生态恶化。
其次，扶贫工程致富了什么人。一些“聪明”的企业看出了国家在扶贫上的决心，以及贫困地区领导的“致富”心理，利用其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来贫困地区投资建厂，受到地方领导的欢迎。之所以他们选择落后地区，一是在发达地区，这些企业失去了地盘(多为污染企业)；二是国家政策的优惠；三是当地领导重视；四是廉价甚至是零价的生态环境。他们关注的是利润，环境治理是政府的事情。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以扶贫名义开发本地资源的工程项目利润空间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业主首先搞定的是当地政府，老百姓的反对声音是由政府去“做工作”的。笔者调查到，某些大腕业主竟然“动员”某省里领导支持上马一些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工程，使得该省由生物多样性大省变成生态破坏大省。
企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他们希望早点收回投资，一旦开工，那些真正需要扶贫的对象是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的。许多企业是由国家或是省直接投资的，是以扶贫开发为名义申请到的项目，然而实施以后90%以上的工人都来自外地，对扩大当地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某水电站实施十余年来，那些怀着“电站一响、黄金万两”美好愿望的当地老百姓只有拣垃圾的份儿，怎能脱贫？
“造血扶贫”如果不考虑真正的贫困者，致富的还不是贫者。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还须承担项目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后果，使得本就脆弱的生态更加脆弱。
第三是开发扶贫中老百姓的得失问题。建国以来，国家在政策上对“老、少、边、穷”地区进行了各种优惠。但为什么近60年来这贫穷还摆脱不掉呢？关键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贫困地区名为缺少资金，实更缺少人才(这里指的不光指科技人才)。凡是有能力的人都会争取走出“大山”，一旦走出就再也不愿回到家乡，这样老百姓的土地上就没有能人来经营。目前，贫困地区农村留守的人以妇女和老人为主，青壮劳力基本都去了城镇打工挣钱。笔者反对一味鼓励贫困地区到城镇打工挣钱，这样他们的剩余价值让别人赚去了，在家乡有更好的机会留住人才是更彻底的脱贫。
另外，老百姓心里没有底，政策上的多变数，使得他们并没有将土地作为能够致富的有力工具。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土地和农民结合到一起。好景不长，后来的公社化运动使农民与土地重新分离，全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联产承包”使土地和农民再度结合，中国城乡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农民将土地当自己的命根子来经营的时候，中国农民才能真正摆脱贫困。
现实的情况不是这样。土地权农民说了不算，开发扶贫名义上为摆脱贫困而来，实际上赚大头的是业主，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农民，而农民中又以外地的农民为主。贫困地区的农民只好靠出卖土地、大树、沙子、石头、土壤、水、野生动植物，即靠“卖血”过日子，他们以牺牲生态环境代价换回了更加贫困。试想，如果土地是农民的，业主赚的钱里有很大的份额是农民的，农民何必再“卖血”。问题又出现了，生态环境破坏后，哪个傻瓜企业还愿意来投资建厂？
在目前形势下，贫困也是一种资源。国家的扶贫款、生态治理费、救灾款、教育款、水利款等，来自民间的“希望工程”等各种费用，再加上企业的投资，个人的捐款，资金方面是有保障的。遗憾的是，在具体花这些钱的时候，扶贫对象是没有知情权的，以至造成以上种种问题。这些都呼唤根本的制度扶贫，即怎样花好国家的钱。
笔者认为，今后，扶贫工程必须有老百姓主动参与，而不能由各级政府“代办”。老百姓的土地，生态环境以及拿他们名义申请到的各种扶贫款是他们的“原始股”。他们的命运将和新形势下的股份制联系在一起。因此，今后扶贫的政策方向是促使农民变股民。这样，中国的扶贫才有可能走出困谷，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才能免遭无限制的蹂躏。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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