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教训，防止污染

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严重的煤炭依赖以及浓烟滚滚的城市，这不仅仅是现在中国的特征，英国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也是如此。由于相似的经历，英国与煤炭污染的漫长斗争，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

很多年里，英国人对本国毫无限制地大量消费煤炭的后果众说纷纭，现在的中国人也差不多。许多人把煤烟当作经济繁荣和高就业率的象征，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烟雾要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

后者指出，烟雾代表的是浪费，而不是财富。这一观点的主要提倡者内尔·阿诺特博士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他在1855年宣称“由于浓烟弥漫的空气，单是伦敦的居民每年在洗衣服上的花费，就要比国内同样数量的家庭多出250万英镑。”

阿诺特的估计只限于洗衣费，而其他人试图对因空气污染而付出的经济代价进行更加全面的统计。科学家罗鲁·罗素（哲学家罗素的叔叔）列出煤烟所引起的24种破坏，包括油漆层的老化、对金属和石制品的侵蚀、植被的破坏、人类的疾病等等。几十年后，一个英国政府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所计算出的空气污染损失为每年2.5亿英镑，他们的分类标准很多和罗素一样。尽管当时的专家们强调煤炭燃烧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并不是单纯的地方性问题，但还没有谁能从全球性的角度来认识它。

许多论者指出，煤烟的最大代价之一就是煤炭的浪费。乐观主义者希望随着利用者认识到防治煤烟可以省钱，空气能够变得洁净。尽管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确实能够节省燃料费用、减少烟雾排放，但必需的技术不论是购买还是实施起来都很昂贵。即使生产者们认识到购买高能效的设备从长远上可以节省金钱，但很多人缺乏进行这项投资所必需的资金或者长期的决心。

当污染者显然不会采取主动措施减少烟雾的时候，政府就开始干预。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国会曾经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要求地方政府采取行动制止那些排放大量烟雾的工业。

这个立法的效果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包括：罚款太少、法律漏洞，另外，实际上许多负责落实反烟雾法律的地方官员本身就是污染企业的老板，这些因素至今仍在全世界妨碍着环境的有效治理。甚至有时治理者在执法中并没有个人经济利益的牵扯，但他们也常常担心：过严的执法会导致工业的重新布局，从而引起失业和税款流失。

所以，如果不是受到了灾难的打击，情况可能一如既往。1952年11月，一场错综复杂的异常天气袭击了伦敦，成百上千万个壁炉里的燃烧产物无法升入大气，也无法散入风中。能见度为零，医院里挤满了呼吸困难的人们，死亡者达到几千人。

在这场烟雾灾难之后，英国政府开始考虑减少污染，但是它面对着来自煤炭业、制造业和电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就像近来在中国及美国发生的一样，这些行业的拥护者声称，污染控制措施以及替代能源的花费实在太高了，无法实施。

尽管这个立法对减少烟雾这样的可见污染物卓有成效，但对于看不见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和汞——却没有任何作用，更不用说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了。治理者们不是禁止将这些物质排入环境，反而鼓励工厂通过极高的烟囱把它们排入大气，他们认为这些物质到那些层次里会被稀释，从而变得“无害”。

不幸的是，单纯地拔高烟囱只会把污染换个地方。二氧化硫会变成酸雨，落在它发源的工厂和发电厂下风处的几百公里外；细微颗粒甚至能飘得更远，二氧化碳则迅速散入全世界的大气，21世纪末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可能变成英国工业化开始时的两倍。

中国现在的煤炭年消耗量超过20亿吨，而且未来几十年煤炭仍将使中国的主要能源。现在有技术可以减少煤炭燃烧时所产生的颗粒物污染和进入大气的二氧化硫。这个变化最大的受益者将是中国人民，目前煤炭所造成的健康损害、贫穷和环境破坏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空气的净化也会使那些远离中国的人们受益。比如，研究者们最近发现，中国的烟雾微粒飘到了美国。

除了污染控制措施之外，提高能效也同样重要。最先进的发电厂烧煤较少，排放出的颗粒物质、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也比传统电厂要少。节能和提高能效可以带来类似的好处，而且成本也比建立新的发电设施要低。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些技术上投资，其本身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会受益无穷。

治理污染最好的办法不是稀释，而是从根源上杜绝它的产生，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所有地球居民都是邻居，共同呼吸着惟一的空气。父辈们在地方和国家的层次上密切合作，减少污染，我们则必须在全球的层次上携起手来，共同保持健康的空气，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