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

何日告别沙尘暴?

北京的空气因受沙尘暴的影响可令人窒息。蒋高明对沙尘来源的干旱和生态恶化的中国西部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该地区草原的恢复治理工程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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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电视台预报沙尘天气将再次光顾北京,事实上三月份已经光顾过四次了。前两天,连地处东南沿海的上海都被北方来的沙尘笼罩了,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为了减少人们的恐惧心理,气象预报部门把沙尘暴更名为沙尘天气,或者扬沙天气。且不论哪种叫法,人们对于沙尘暴大频频光顾是非常熟悉的,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沙尘暴几乎成了春季北京必然要接待的不受欢迎的“客人”。

当人们咒骂沙尘暴的时候,笔者却独自忧虑。国家又损失了几十万吨的宝贵“国土”,长此下去,植物在哪里扎根?关于沙尘源,学者们争论了好几年了,“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进口”的是指沙尘物质来自蒙古国和相邻的前苏联的几个加盟国,“国产”的来自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草原以及沙地草地的生态退化。但无论怎么争论,最近30多年来我国西部脆弱地区的生态退化是不争的事实。“进口”之于“国产”的比例,无论是三七开也罢,四六开也罢,采取正确的措施护土,恢复草原和荒漠地区生机,减少沙尘暴危害才应该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投资近600亿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实施了近30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人力物力的投入如此巨大,为什么没有有效地阻挡沙尘暴呢?这恐怕就是我们每年面临沙尘暴的核心问题,针对沙尘暴,我们该怎样作为?

首先是草和林的关系。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地区、草原地区以及四大沙地上,生态学上意义上的植被类型按照覆盖度和生物量来划分,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后才是林,这是自然界铁的规律。例如,锡林郭勒草原上林的覆盖率只有0.87%。目前的做法是草出了问题,拿林来治。试图在草原和荒漠上种出森林,这就离生态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了。经过我们反复呼吁,灌木开始受到重视,甚至被改“姓”了林。有科学家考证,上述地区几千万年前有林,但这个目标太遥远,我们花再多的金钱也难以实现。事实上,用草捂盖沙尘暴比用树木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草不需要种,保护就行。活林要动用地下水,长草仅需天然降水。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现在草原上有草,草上有雪覆盖,地是湿的,沙尘暴从何而来?林就不具备这一基本功能。

其次是点上治理还是面上治理的关系。现行的做法是,生态治理多放在了容易验收的点上,这些点多靠近公路。花了大量的钱,治理效果是不错的。然而,对于贡献沙尘物质更多、离公路最远、破坏更严重的地区,却无人问津。笔者曾经问某旗林业局长,为什么不在偏远的严重破坏的地区飞播造林呢?他的回答很干脆,“在那里治好了给谁看?”。点上治理原来是给人看的。给谁看?给主管经费来源的领导看而已。如果你夏天驱车去草原或者荒漠地区,看到恢复很好的草原,或者种植非常成功的灌木丛,千万别高兴的太早。因为点上治理的面积占远不到10%,而面上破坏的面积高达90%。这就是我们每年要面对沙尘暴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上,干旱、半干旱区的人口适宜密度是1-2人/平方公里,我门超过了10人/平方公里。增加的人口原来是“逐水草而居”的,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给草原“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今天他们定居下来了,对自然的压力明显增大,生态破坏就难以避免了。必须通过正确的措施,引导分散的人口集中到小城镇上来。这样做的前提是,国家用于生态治理的费用要大部分用到居民的安置上。

第四是生态治理与生态扶贫的关系。沙尘暴是牲口“啃”出来的,是农牧民“种”(开荒)出来的,是人为“治”(没有长林的树坑变成风蚀坑)出来的。目前,生态治理的做法,与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发展严重分离。国家的治理费用不是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好处,而是肥了当事人。笔者粗略算过一笔账,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护林”两项相加,投入到每亩土地上的费用是326元,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如果近50万元中的哪怕十分之一给牧民,让他们放下马鞭子,拿起铁楸去载柳,他们就可以保证自己家里的土地基本不起沙尘暴,自己还能致富。事实上,国家的钱一分也没有用到牧民那里,每户牧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足1万元!在内蒙古某旗,我们为牧民成功恢复了4万亩的沙地草地,却面临着交不起每年不足1万元的看护费的尴尬局面。

第五是东部和西部的关系。中国人常常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来形容生活的富足。“五谷”就是粮食,这一点人人尽知;而“六畜”我们重视还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的优势是来自农区的秸杆,其产量是草原地区的50-100倍。因此,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在内蒙、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他们的初级生产力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遗憾的是,农区的秸杆大多没有用于畜牧业的发展,而是被白白烧掉了,倒是西部地区用自己可怜的生态资源搞起了畜牧业。西部的收入中,其一是国家大量投入的造林费用、生态保护费用,其二是大大增加价格的少量畜产品。东部人要吃纯生态的牛羊肉,喝上纯生态的牛奶,必须支付高于农区5-10倍的价钱,因为西部的畜牧业生态成本远高于东部农区。西部不能定位在畜牧业基地上,而应当是生态屏障,不然草原早晚要被牛羊啃光,国家还要花更多的钱去治理。

或问,我们能否告别沙尘暴?答曰,上述五大关系不理顺,前途未卜。当然,也可能很快,这就是轻的土壤物质都吹光了,重的物质吹不动了,草原变戈壁,戈壁更荒凉,北京就没有沙尘暴了。但北京也可能保不住了。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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