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水污染的“事后治理”模式

不能拥抱的“母亲河”

城市水系是城市发展之源，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不是依托江河湖海而建立的。同时，城市水系不但是人类生活所必须，也是城市文明的载体和城市灵性所在，缺水的城市很难让人感受到文明的细致和生动。可以说，城市文明，有水则灵，无水则废。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珠三角地区也曾被称为“水乡”，水系纵横，堪比江南。如广州古誉“云山珠水”，全城水分六脉，是一座水上古城，仅仅30年前，珠江还是市民游泳、赛龙舟的好去处；而广州上游的佛山也伴随有河涌2802条，总长5084公里。水上人家，声音相闻；舟楫往来，永不疲倦。

不过，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用水量不断加大，水污染日益严重，并将城市与水、市民与水悲剧性地隔离开来。拿广州来说，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但广州人已经没有拥抱这位“母亲”许多年了。而这一切都可归因于其“子女”的贪婪和不负责任——广东是珠江流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对珠江排污最多的省份。据2004年广东省环境质量公报称，进入广东的河流基本达到了三类以上的水质，但进入珠江三角洲后，部分河流水质劣于五类，其中广州市水质达标率为全省最低：整个2005年珠江广州河段7个月达到四类水质，1月、2月、3月都是污染严重的劣五类水质，4月和11月是五类水质。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四类水适用于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三类水才可以做游泳区。如此，下珠江游泳几乎已成了现代广州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同时，不但珠江主水道的江中生物已渐绝迹，江水黑臭油腻，城内“水脉”也渐告断绝——现在我们在内城已经很难找到几条像样的河涌了，一些河涌更因臭气熏天而被封盖于水泥板之下。多年的污染使得珠江及其附属的河涌一度成为臭江、黑江，如同一位原本高贵的母亲现已满身脓疮，令人闻之掩鼻，望而却步。

不仅如此，被污染的河流很容易成为传播疾病的“流动炸弹”。伦敦的泰晤士河50年代的污染状况达到了极点，就一度在当地居民中引发霍乱等疾病。而昨天（6月20日），广州已经确诊的两例霍乱病例，就属本地食源性感染，并与鱼蟹、虾等水产品有关。这样的病例在广州乃至全国都已经相当罕见了，却在经济发展多年之后重现，想来不禁令人唏嘘。

“事后治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实际上，广州从前年开始已经加大了对珠江水污染的治理力度。这些努力包括：污水处理、完善管网、河涌截污、清淤补水等。特别是几个大型污水处理厂的兴建，使珠江广州河段的水质大为改善。目前珠江治理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珠江两岸投入大笔资金建设污水处理场。广州去年城市建设方面投入254亿元，可谓大手笔，其中针对珠江治污的工程就有猎德污水处理系统三期、大沙地污水处理系统首期、北部地区四大污水处理系统等，新增污水处理能力63.5万吨/日。

如果我们把治污的方式分为“事前防污”和“事后治污”两大类的话，就不能不承认，对河流污染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对污染源——相关工厂的“关、停、并、转”，即“事前防污”；但目前的治理方式却大多属于“事后治污”，即走的仍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事实上，这不仅是广州一个城市在污染治理上的选择，纵观各地的污染治理方式，通常也都是在事后治污方面进展迅速，而在事前排查污染源方面效果不佳。佛山在去年也做出规划，为市内1072.8公里河涌投入102.69亿元进行整治,但与此同时，本地重污染企业的减排工作却进展不大。

污染问题治理方式的选择，实际上是社会各种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事后治污”成为各城市不约而同的选择，其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污水处理厂的设立对污染企业来说并不构成威胁；对政府来说这样做治理起来见效较快，而比起执法关停来难度也小；唯一的一个不足就是要普通的纳税人多出钱。所以各种社会利益在治理污染问题上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由最弱势的一方——普通民众来承担最大的成本，而在此前的水污染过程中，普通民众其实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事后治理”模式的局限

虽然广州围绕污水处理厂、河涌治理、工业污水整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整治，效果明显，广东的省长、市长也以“畅游珠江”的方式来显示珠江治理阶段性成果和治理的决心，但这种治理模式——靠越建越多的污水处理厂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污染——能够即时收效，但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要说这种“事后治理”的成本显然要大大超过“事前防污”，就其效果来看，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污染源的情况下，事后的污水处理作用极其有限，经过处理后所排出的水也只能是3－5类水质。事实上，就在广州珠江河段的各种监测数据表明珠江水质大大改善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到任何一条流入珠江的河涌边走一走，仍能闻到刺鼻的臭味，河段上的垃圾随处可见，珠江主河道的水质也时好时坏，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实际的治理效果心存忧虑。

同时，珠江污染问题并非广州一个城市造成的，而是有着综合的、超越于广州之外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珠三角的城市大多对珠江污染有“贡献”，水是流动的，广州这一段即使变清，对整个珠江流域也影响甚微。同时珠江治理也是一项全面的工程，不仅仅是一个污水处理的问题。去年我和几个朋友共同资助了一项珠江全流域的人文地理考察活动，结果发现珠江三角洲近年来为了防洪和发电等目的而修建的众多闸坝，也促使了污染加剧、水流降速，以及水体的自净能力大大降低。这方面的影响其实已经足以抵消“事后治污”的成果了。

当然，加大城市建设投入、针对珠江污染进行集中治理，是符合广州利益的民心工程，效果也不容否认。但在具体的治理措施上应有更多的选择，否则，随着污染源的增多，今年珠江变清，明年可能又会变黑。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污水处理厂的数量增长无论如何是比不上污染工厂的数量增长的，事后治理的速度也是远远赶不上污染速度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珠江污染问题，不能单靠建几个污水处理厂或者把重污染企业搬到别的河段去的做法，更根本的是全面改变我们对于水资源的掠夺性、污染性使用方式——当然，这都是些艰苦而不讨好的治理方式，但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如：政府加大监管和治理力度，严格排污权管理，关闭污染企业；鼓励企业自觉治污，承担社会责任；动员市民自发性的监督和全民治污行动。而在此之外，发展绿色经济和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则是从长远上解决水污染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