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绿色中国？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绿色中国。这句话经过多年的奋斗总结，每一个词都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为什么要建设绿色中国？因为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可持续，凡不可持续的即是非绿色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还没做到“可持续”三个字。
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污染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世界的几十分之一。我们目前的资源能源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可居住的土地50年内水土流失了一半，现存45种主要矿藏15年之后将只剩下6种，5年后60％的石油需要进口。我们的环境不可持续。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空气。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了世界耗水第一、污水排放量第一、还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3年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中国已经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世界银行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我们批判了那么多年资本主义，批的就是不可持续、不公平、不平等，如果我们社会主义解决不了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如何体现自己制度的优越性？
为什么会造成不可持续的局面呢？因为我们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有了偏差。20世纪50年代，我们模仿苏联的重工业模式。虽然这个模式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但并不符合我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20世纪80年代，我们转而学习欧美，用生产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走得是一条唯政治的道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没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地革自己的命。改革开放后，这25年来，我们走的是唯经济的道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有一个思想的误区，就是唯经济决定一切。经济上去了，政治就稳定；经济上去了，人民吃饱饭就安居乐业；经济上去了，我们有得是钱，就可以足够的物质的手段去应对行将来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危机。但现在看来，这是不行的，等这些危机真的来临时，那点经济成果恐怕远远难以应付。
从发展观上讲，发展是硬道理没错，但发展必须是全方位的发展，综合的发展，不是唯经济的发展。全面协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实际上，我们却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又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单纯的财富积累，再把对财富的追求变成整个社会的唯一追求。按理说，一切资源都以当前的市场价格来定价，但土地、水源、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稀缺资源的潜在价值却被忽略。大量社会资源为能“短平快”增加财富的项目所吸收，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疯狂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同时，对财富的极端崇拜导致对人终极关怀的缺失，造成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与价值观的溃散，造成了环保、教育、扶贫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被长期忽视，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穷人失去了道义的支持，失去了归属感，黑恶势力与邪教趁机膨胀。对财富的过分追求也使得政治和经济资源大量涌入与经济总量增长关系密切的少数行业和领域，错综复杂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地方利益纠缠在一起，使整个社会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空前上升，甚至成为主流，可以在“发展”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侵害包括环境权益在内的公共利益。短期经济总量数目增长的同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不公平和腐败。
世界上环保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专业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经济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政治社会问题，第四个层次最高，是把环境当成一个文化伦理问题。我们一直处在环境专业层次，国外早已经进入到环境政治社会层次了。近两年，鉴于中国的环境与经济矛盾空前尖锐，环境既制约了经济，经济也破坏了环境，使我们的环保工作迅速上升到经济层面，但国家还没有系统的环境经济政策支撑，包括思想观念、文化理论也没有根本转变，环保系统内的素质也跟不上。从世界范围内看，环境问题早已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问题的复合体。
环保为什么是经济问题呢？因为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增长。世界银行计算过，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很多人都认为，只要发展了，有钱了，再回过头来治理污染也不迟，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中国为什么不行？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太不合理，没有对外的殖民统治，没有环境资源的占有与掠夺，没有资金与技术的优势，越往后，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越难于支付环境成本。如果按照现行模式发展，15年后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也会跟着翻几倍。可能还没有等我们储备足够的物质基础，环境危机就会交织着其他危机提前爆发。谁都想着好事，我要当市长、县长，也会首先想到的是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GDP考核是主要标准，先污染、后治理是固定模式。先污染，后治理，意味着我先享受，15年之后的治理责任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事。可惜我们想错了，生态危机比我们想象的来的快得多，危及的不是子孙后代，而是我们这一代的生活。如五年之内还继续这种发展模式的话，危机的症候将非常明显地呈现。我们只能走一条新的路，这条新路大家都知道，是环境与经济共赢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清洁生产，就是循环经济，就是开发新能源。这条路有人替我们走成功了，西方发达国家抛弃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选择了生态工业经济道路。我们对他们的转型很不服气，因为他们有原始积累，掠夺大自然已经300年了。但日本值不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还不如，但是它也走成功了循环经济与循环型社会，如果我们也不能完全服气的话，我可以再举举韩国的例子。韩国在人均5000美元的时候竟然解决了环境问题。即是说中等发达国家提前解决了发达国家高度发达时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世界上并不是没有路可走，绿色生产、绿色科技、绿色消费以及绿色资本市场、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等等，都是我们要探索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原有的市场体系中，有一些公共资源是没有价的，我们总假设地球上的资源无限，总假设地球上的资源在被开采之前无价，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比如说水，比如说煤价，再比如说生物多样性等等。这些稀缺资源都是没有价的，当这些资源的价格体系确立的那一天，便是经济学上重大改革转型的那一天，这种经济发展和思维方式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是一场革命，这就叫绿色经济，这就是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将出台的前奏。
环保为什么是个社会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阐述了。简单地说，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形成了恶性循环，带来了社会不和谐。比如，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他们乱采乱挖，污染了环境，赚了大钱。可他们污染了当地环境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北京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房地产，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估计如果这些城市也污染了，他们会跟着炒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房价。他们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享受污染所产生的好处，却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我们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发展成果却分配得不公平。权力与财富向城市、东部和富裕人群集中，农民、西部地区和贫困人群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环境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另外，还有社会责任问题。那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那些获取了权力的官员，那些获得利益的集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对环境与公共事务而言，他们的社会公益责任如何体现？我前不久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实际上就是呼唤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行业、部门、城市担负起社会绿色责任。为了使大家共同富裕，而让他们弥合社会的差距，弥补一系列社会不公平。他们要明白，不公平所造成的恶性结果对于富人和穷人是一样的。我们总说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初衷，因为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公平，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公平还有没有完全到位，市场经济的效率也没有完全到位。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付出更为巨大的努力。
环保为什么还是个政治问题？从人事上来讲，是个官员政绩考核问题，因为现在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GDP，又没有环境问责机制，大小官员们为了三年五年的政绩，毁掉十年百年的资源环境毫不心痛。因为决定他们升迁的不是环境与资源，不是教育与卫生，不是治安与人文。所以，应将绿色GDP尽快研究出台，应将环保等公共政策指标尽快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来。从法律上讲，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环保法律，可真正执行的有多少？执行了的效果怎么样？现行法律中对于污染者的惩罚太轻、赋予环保部门的权限太小，造成了“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从制度上讲，环保部门体制没有垂直，地方环保部门的财政和人事都由地方政府管理，他们的任用、他们的工资、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家属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地方政府管，所以这些人到环保总局来反而成了当地政府跑通环保审批的公关部经理。怎么能指望他们去阻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破坏环境？从决策程序上讲，我们尚未完成行政体制转变的改革，大量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大规划、大工程、大项目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上马，公众知道了也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利益就此被侵蚀。要改变，就要民主与法制，就要提倡公众参与，就要政务公开，就要阳光行政。两年多来，我越搞环保就越感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我深知环境保护仅凭环保总局一个部门是办不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需要民主法制的尽快建立和实施。在环保领域里最可以搞民主法制的实验，因为环保的政治成本相对小，最易达成大家的共识和共赢。圆明园就是最好的例子，各种思想，各种部门利益，中央和地方权能，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互动，以及《行政许可法》所阐述的民主科学决策程序，舆论与公众监督等等，都有了一个理性和谐的平台加以交流实验。目前看来，实验成功了。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新生代中国高官，他敢言敢为，调任环保总局以来更是掀起“环评风暴”，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
第二部分：环保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