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部门监测表明，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每年洄游到长江上游产卵的中华鲟超过3500尾，如今已不足500尾。据估计，目前野生中华鲟的繁殖群体不足1000尾。
上海嘉定某水产养殖基地，一尾身长3.37米的巨型中华鲟正在空调房里“享受”着人间的夏日清凉。尽管身上还挂着累累伤痕，但与那些无辜葬身于鱼网、螺旋桨的同胞们相比，能够被及时救治，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7月17日，金山渔民的一张大网无意间将它从杭州湾水域连拉带拽地拖上了岸，挣扎中，中华鲟表皮被大面积擦伤和刮伤。好在上海市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及时接报，连夜将其运送至嘉定暂养基地，组织专家紧急救治。
这样的事故并不罕见。今年以来，作为这种与恐龙同时代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最主要的繁育和栖息地，下游长江口频频传来巨型中华鲟受伤或者死亡的消息。
就在一个月前，中华鲟“生生”刚刚在这里重拾生命。1月19日晚，当“生生”被特制担架抬入暂养基地的时候，离死亡仅一步之遥：胸鳍基部严重充血，腹部伤口多达27处，尾柄、尾鳍、臀鳍大面积刮伤流血，部分地方出现腐烂，呼吸微弱，各项生命指标都趋于衰竭。渔民误捕制造了这一令人痛心的惨剧。幸运的是，此后的5个月，“生生”在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悉心救护下日渐康复。
“回家”的日子定在6月17日。临行前，上海的中小学生为这条伤愈的中华鲟取名为“生生”，寓意中华鲟种群生生不息。然而，就在放流当天，宁波石浦地区又传来两尾体长超过3米的巨型中华鲟的死讯。人们忍不住担心，“生生”是否真的能够生生不息？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1月至今，长江流域先后发生13起巨型中华鲟伤亡事件，其中仅2尾获救存活。无独有偶，今年1月至今，共有8起大型珍稀水生动物“落难”长江口。在“落难者”名单上，除5尾巨型中华鲟外，还有2头江豚和1头小抹香鲸，它们同属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尤其令人揪心的是，5尾大型中华鲟身长均超过3.2米，体重超过200公斤，年龄估计都在20以上，处于生育的最佳时期。青壮年中华鲟的频频遇险，无疑对于整个种群延续影响巨大。
如此密集的伤亡事件，是天灾还是人祸？从中华鲟的死因中，我们不难看出答案。为了繁衍后代，成年中华鲟必须从大海洄游到长江上游产卵。在1000多公里的路途中，除了要躲过星罗棋布的鱼网和高速运转的螺旋桨，还要忍受污染的毒害，这些都成了中华鲟面前的一道道“鬼门关”。对此，国家农业部曾明确要求在全长江流域禁渔，但要做到一禁到底，谈何容易！为贪图蝇头小利，大量插网甚至一直插到576平方公里的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水域，给中华鲟的生存带来极大威胁。
严格地说，人类每建一项工程都是对自然的“破坏”。据了解，整条长江共有106座大桥，多处大型水坝，以及不计其数的江湖通道上的水闸。这些设施将流动的长江阻隔成一段段静止的“水库”，硬生生地阻隔了水生生物的洄游路线，也改变了长江的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围湖造田等人类活动几乎占用了长江沿岸所有滩涂湿地，而这正是水生动物最重要的产卵场、育肥场和栖息地。如此一来，从上游而来的水生动物千里迢迢游到长江口，一路上很难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今年5月2日，一尾3.26米长的中华鲟被螺旋桨一截为二，尸解结果显示，它的胃里居然是空的。专家推测，失去了休息的驿站和补充能量的“饭馆”，中华鲟只能不停地朝前游，直到累死、饿死，或是因为精神不振、反应迟缓而被鱼网裹住或被船撞死。
尽管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大型水生珍稀动物的集中“落难”还是引发了专家们的种种猜测。为何死亡区域和地点相对集中？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沈新强推测，长江深水航道的建设可能把许多水生生物的洄游路线规定死了，“想象一下，原本有多个岔道可以自由选择，现在人为挖出了一条平坦大道，水生动物们也就别无选择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搁浅、不适，甚至死亡。”
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程家骅则认为，应该重视环境噪音对于水生动物的影响。“鲸类、豚类等水生动物都是靠声波来探路，并作出相应判断的。”程家骅说，水上在建工程发出的打桩声、机械轰鸣声很可能混淆水生动物的听觉，让它们“找不着北”。
正在建设中的长江隧桥工程也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一项由上海水产大学主持的“长江隧桥工程对中华鲟洄游的环境影响监测”初步表明，大桥桥墩让水流速度减慢，使得中华鲟的通过速度也随之放缓，这无疑增大了其被误伤、误捕的几率。
也许13起中华鲟的伤亡事件只是出于偶然，也许种种的原因还只是推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华鲟的遭遇不仅凸现了珍稀水生动物的保护问题，更是长江向人类发出的生态危机警报。
阚哲，“中外对话”驻上海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