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消费的角度来说，中国既是基本商品主要进口者、又是生产者和出口者，这不仅给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为商品出口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现在是全球石油、矿物和木材，以及大豆油和棕榈油等农产品最重要的购买者之一。中国有巨大的现金储备，中国公司经常在石油和矿物的报价上压倒西方对手，有时给出很高的加价，生产国从中获利很大。
非洲成为中国的重点目标，许多非洲国家的中国的经济关系都发展得很快。2006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不足1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555亿美元，2006年贸易整体平衡，非洲有21亿美元的顺差。中国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包括其相对开放的贸易体制、竞争力极强的建筑产业、低成本的贸易以及投资金融，特别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中国的国内发展经验。反过来，非洲制造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不断增长、商品和资源的充足出口，也使中国大为受益。
但是，危险同样存在。中国在苏丹、津巴布韦和缅甸等国投资，那里充满了冲突和违反人权的行为。这些投资弱化了改革的压力，同时也使中国遭到国际上的批评。实际上，对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行动的批评并不全都来自国际，也来自引资国国内。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从一些具体例子可以看出来。最近的就是今年的赞比亚大选，一个总统候选人采取的反华立场得到不少人支持。中国的石油设施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也遭到了袭击。
中国在大豆和棕榈油上的投资，以及从海外的木材进口，是近如印尼远到巴西等国的森林破坏（合法的和非法的）的原因之一。中国自身也逐渐意识到长期以来不干涉主权事务的立场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这是一个适当的调整。过去五十年中，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外交政策，不分国家大小、平等对待，尊重其主权，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于外交事务都极为有利。
当然，终究也要依靠商品出口国自身来改善它们的国内、社会和环境管理系统，同时和中国谈判达成更好的协议，提高社会和环境标准、雇用当地劳动力，最终促进本国原料加工的发展。
第二，中国的环境危机对全球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污染并不因边界而止步，污染性的排放物和灰尘被向东的季风带到了遥远的美国，并且给沿途的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明显的危害。中国的紧邻危险更大。许多亚洲大河都发源于中国，如湄公河（中国境内称澜沧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国境内称雅鲁藏布江）和萨尔温江（中国境内称怒江）；和中国自身的长江、黄河一起，世界上有47%的人口都居住在这些大河的流域范围内。因此，中国将70%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废水排入这些江河，并且大量筑堤改道（世界水坝的二分之一在中国），其影响格外明显。更严重的是，气候变化还威胁着这些江河的水源——喜马拉雅冰川。
必须考虑的第三个方面，是现有的资源消费和污染趋势能持续到什么程度。随着中国污染治理目标的实现，大多数污染物的水平会下降吗？随着生产效率的改进，资源消费的可持续程度会提高吗？随着亿万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贫困，并成为和西方人一样的消费者，效率的提高会停滞不前吗？某种特定的资源，如能源或者水，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桎梏吗？
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可能很小，但整体足迹却是巨大的。当然，如果中国朝着美国那么大的足迹发展的话，就会突破地球的吸收能力。但是，为了防止这个情况的发生，西方和中国一样需要改变生活方式。
无论我们对中国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污染的能力有多么乐观，最难对付的污染物都是二氧化碳。由于燃煤发电厂的排放，以在未来二十年里将巨大增长的交通，中国如今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在人均的基础上，中国的排放仅有英国的35%。
“中国发生的情况之严重，可能抵消国际上的环保努力。”中国到2008年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排放国，对于这条报道，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中国能源小组组长大卫·弗莱德雷如是评论。
中国政府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广泛威胁，并且接受了这一学说，尽管它倾向把排放限制当作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威胁，因此不愿考虑设立减排目标。出于公平，中国认为发达国家应对现有的温室气体水平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必须减排，任何碳排放限制都应该以人均量为基础。
尽管存在上述保留，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进步很快，政府的觉悟也在提高。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提出了两个具体目标：一个是到2010年把中国的能源密集度降低20%，另一个是到2020年，把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从5%提高到20%。这两个目标将对减缓排放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制定了10项政策行动，今年还公布了一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和一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且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很明显，对于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多哈回合国际谈判来说，中国的参与和领导至关重要，包括即将制定的新框架，它将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稳定全球的温室气体水平。反过来，这也要依靠国际谈判，这个谈判与中国消除贫困、提高就业、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的努力相一致。当然，中国也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中获益匪浅，参与这一行动的方式包括把能效摆在优先地位、清洁能源和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碳排放市场。这些都和中国的国内侧重点一致。的确，中国在能源上的巨大投资，意味着其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上的科技发展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标准。中国还能成为可再生能源设备的领导生产国，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买得起。
增长、相互依存和对话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还有许多在这里因为篇幅所限没有提及，比如中国在国际环发事务上的合作等。这些方面都说明在中国和世界的环境和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相互依存。
通过工业化和制造业消除贫困，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一个经典案例。这需要在环境退化、生活水平提高和长远发展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
中国负担不起放慢经济发展的后果。相反，它必须大大促进经济增长，积累资金来更新技术和老化的设备，创造工作机会、吸收城镇失业人口，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着手金融改革，并更加公平地分配新财富。
在评价中国的环境危机时，必须谨慎再谨慎。不仅仅要认识到挑战的规模，看到中国已经做出的巨大努力，还要考虑到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之间巨大的相互依存。
和中国就上述事务进行接触的时候，需要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需要承认不能把任何简单、技术性的、甚至是制度性的答案粗暴地强加给中国；另外，还必须愿意本着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的精神来讨论这些事务。
约翰·沃伯顿：英国国际发展部高级顾问，目前主要在中国工作。他是一位专业的环境工作者，曾经在公立、私立以及志愿机构工作20年，并长期在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致力于环境可持续性在发展规划中的贯彻。
里奥·霍恩：英—中可持续发展对话的国家协调员、世界银行环境经济顾问。曾经担任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机构的环境经济顾问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家。拥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