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一位名叫杨勇的地质学家和另外五位研究者一起，离开了位于四川的家。他们开着两辆SUV，带着一套衣服，好几台降雨和水量测量设备、一台野营炉、一个电饭煲，肉罐头、60多瓶四川辣酱、一台数码相机、一副扑克牌、几张西藏音乐压缩盘，还在SUV的车顶上装上了尽可能多的罐装燃料。
在几个星期里，这两辆车沿着长江西行，江水从水变成了冰。温度计也不管用了，因为温度已经降到最低刻度以下。偶尔，他们能拍到一只羚羊，还有一次狼群吃光了他们的新鲜牛肉。千万年前，长江源把唐古拉山切割开来，他们溯着切痕而上，随着越爬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风越来越刺骨。群峰环绕的地面太陡峭了，SUV也无法行驶，他们只好在冰冻的河道上开车，尽管这种走法并不是没有危险的。
他们的旅程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就在红火的农历大年初一，当前后轮滑过冰面时，杨勇忽然听到一个巨大的碎裂声，车子陷入了河中。幸运的是，车子并没有被淹没太多，后座的乘客成功地爬出来，向第二辆SUV打信号。他们把绳子拴在后保险杠上，车子被拉出冰河，杨勇仍然坐在驾驶座上，往后打着方向。
48岁的杨勇和同伴们一起，把车子安全地从河里拉出来。但此后他接下来的行程都如履薄冰，无论是本意还是比喻。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激励着杨勇溯江而上的旅程。中国政府正在着手建设史无前例的南水北调工程，杨勇要调查它是否可行。
水在中国的分布十分不均。一直以来，南方水源丰沛而北方除了干旱的荒原就是冰冷的沙漠。1952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种不均。他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从此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们一直梦想着在大河之间进行水的转移，把水从南方的长江调到北方的黄河。（要估量这个工程的规模，想象一下把水从美国西南部的密西西比河调到科罗拉多河就行了。）
工程中有两个部分的建设已经开始，但最雄心勃勃的阶段按计划要到2010年才开工。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把水从西南的长江调到北方，途中要穿越海拔约4，575米的高山。整个工程的耗资估计达到604亿美元，工程已经引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因为人们认为它会迫使数以十万计的人离开家园，还会毁掉脆弱的生态环境。
去年1到3月，杨勇的团队在长江流域的行程超过25，750公里，他们走遍了长江最西端的每个弯曲。去年夏天，他们又开车沿着几乎同样的路线走了一遍，这样就可以比较不同季节的水位线。两次行程中，他们都收集了降水、地质、后退冰川和其它影响长江水量的数据。根据第一手的经验，杨勇发现，长江上游每年有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都是一条大冰带，要把这些冰冻的水输往北方，除非出现工程奇迹。
整个夏天和秋天杨勇都在忙着编辑数据、并将其在几十位同辈研究者中传阅，以获得反馈。结果他发现有更多的理由怀疑，这个工程究竟能否实现政府的目标。北京想象中的滚滚水源，在杨勇的仔细计算下却成了涓涓细流。
杨勇能够自由地提出这些质疑，都是近年来中国政治进步的结果。十五年前，政府不会容许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公开质疑。但近几年，独立科学家和环保团体的批评已经促使政府推迟了两个西部大坝工程。2007年9月，官员们甚至承认，争议纷纭的三峡大坝工程由于规划不健全，导致了潜在的环境“灾难”。
中国领导人知道，急剧恶化的环境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奇迹，引发政治动荡。因此，他们正尝试着进行有限的开放，来转移这些危险。但是，杨勇会被允许拥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仍然是一个开放问题。他在严冬的那次探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在未经标注的地区进行更多的冒险。
2007年春天我第一次到北京，从机场到饭店，一路上喘个不停。浓密的烟雾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然而，10月我重返北京时，这个城市简直“判若两地”。我惊奇地看到纯净的蓝天，摩天楼群遥遥可辨，没有丝毫雾霭。还有其它变化：洁净的人行道，卖盗版光盘小贩被一扫而空，街上的警察也变多了。
一周后，这个城市无论在视觉、听觉还是嗅觉上全都恢复原状。街道小贩又回来了，包括路边小摊和手里挥舞着《谍影重重3》的DVD贩子。天色变灰了，太阳模模糊糊，人行道上散落着烟蒂和橘子皮。
这个短暂的整治行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恰好重合（绝非偶然）。大会五年一次，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人。大会期间，中央政府（急于用行动来强调新的环保承诺）运用威权，在有限的时期对特定的地区进行整治，据报道关闭了地方工厂，北京的公用车被强制禁止出行。
整治行动的成果显著得吓人。（被当作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一次预演。）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场短暂的改变也暴露了党的力量的局限性。中央政府的命令可以得到立刻果断的执行，却无法触及所有地方，也不能长期坚持。
去年夏天，我在《华盛顿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迈出一大步》，其中指出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接受了环保的理由，不是出于感情或理想主义，而是事关生存。中国的环境退化得太厉害了，已经开始抑制经济的繁荣。西方国家停止购买汞污染的稻米，而中国的造纸厂和石化企业则面临水短缺的威胁。
同样面临风险的还有中国的政治稳定，由强征土地和河流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变得越来越普遍（参见“污染革命”）。但是，尽管中央政府下达了严格的指令，要求减少空气和水污染，却缺乏落实办法。这是因为，过去三十年里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央政府逐渐把某些种类的权力交给了省级政权。
分权的结果是中国GDP的丰收，新的工厂在农村如雨后春笋。然而，省级的自主也使地方官员对繁冗的中央指令置之不理，包括从食品安全到环境标准在内的各种法规。
中国领导人明白绿色法令的执行能力在地方被削弱，因此他们开始谨慎地转向民间团体寻求帮助。从1994年开始，北京授权非政府团体曝光污染企业。如今，中国的绿色团体已经超过3000家。在2003年和2004年，政府出台了法律，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要求公民参与主要的公共工程。（这些措施是在南水北调工程的头两个阶段开始后不久生效的。）
2005年，围绕圆明园的命运，中国举行了第一个国民听证会，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进步的环境官员们向公众介绍了“公众参与”、“听证会”和“权利”等概念。环境律师正在进行中国第一起成功的集体诉讼。与十年前相比，这个情况引人注目。
但是，政府的改革精神仍然有限，可能党内的一些人还觉得步子太快了。政府的确希望公民团体帮助战胜污染，并且为其打开了一个行动通道。但是，中国的政治力量仍然在门背后运作，一旦活动家和实力官员的日程发生冲突，这个通道就会毫无预兆地被压缩。杨勇的努力，正是在这种不可预知的背景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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