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与几十年前相比，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小时候吃不到的白面馒头，现在普通农民的餐桌上都能看到；农民家里用上了电风扇、电话、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甚至空调；原来破旧的草房，现都换成了清一色的瓦房。然而，这些可喜变化背后付出的环境代价也是巨大的。“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曾经是农村人最自豪的，现在这一切即将成为历史。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牺牲了乡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近30年来，中国乡村主要环境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化肥、农药污染严重，白色污染异军突起。（看“中国需高度警惕耕地白色污染“）现代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农膜等化石型生产资料，粮食增产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接踵而至。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平均施用量为434.3千克/公顷, 是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农药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现在的农村是充满了杀机的“杀场”，大量农药充斥在果园、菜园、养殖场、农田中，生产反季节蔬菜加重了农药和化肥的滥用。除种植玉米和小麦等常规作物外，农民种植花生、棉花、大蒜、西瓜、西红柿、黄瓜、黄烟、芹菜等等，几乎无一不使用农膜。每年全国农业生产需要50万吨农膜，残膜率高达40%。白色污染遍布中国乡村，形成“白色恐怖”。除此之外，畜禽粪便污染也相当严重，其排放量超过工业固体废弃物2倍多，部分省份超过4倍多。
第二，野生动物减少，乡村生物多样性降低。大量农药和除草剂使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住害虫和杂草，与此同时，一些乡村原本存在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害虫的天敌们却被杀死了，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目前的北方农村，秋天已基本看不到南迁的大雁，夏天很难看到成群飞着的蜻蜓，燕子也明显地少了，因为它们找不到搭窝的地方——过梁改用天花板了。多样化的森林变成了杨树纯林，鸟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窝。大量湿地消失致使青蛙等两栖类动物丧失家园，河里的鱼虾因为污染而消失。即使让人生畏的蛇，也因为误食了被耗子药毒死的老鼠而丧生，就连那浑身有毒的蝎子也逃脱不出食客的嘴巴。
乡村消失的不仅仅是蜻蜓、知了、大雁、燕子，喜鹊、小黄雀、青蛙、蛇、野兔，消失的是我们的自然生态。幼时的乡村充满着野趣与童趣，那是儿童的天堂，是小动物们的乐园。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历史，成了记忆。我们担心，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蜻蜓和知了了。
第三，树种趋于单一，“大树进城”带来乡村大树、老树和古树浩劫。（看"’大树进城’不妥当") 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农民们卖掉了本地树，而改种速生树。北方基本上以杨树为主，原来老百姓喜欢种的榆树、国槐、洋槐、白蜡树、楸树、泡桐、梧桐、枫杨、柳树、柏树、松树等几乎被清一色的杨树所取代，大半个天下的树木都姓了“杨”。(看"人们为什么热衷于栽杨树?") 南方乡村则以杉木、马尾松为主，近来有被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占山为王”的趋势。大树进城之风蔓延全国，城市街头一夜之间站满了树贩子从乡村挖来的大树、老树和古树。城市的美丽，是以极其丑陋的做法，通过牺牲乡村生态为代价实现的。在农村，几乎看不到代表乡村文化的大树和老树，树木几年就换一茬，给人感觉是中国永远处在发展中阶段。
第四，乡村湿地消失，农家孩子缺少了亲水空间。过去的农家男孩子，几乎没有不会游泳的，而现在会游泳的已经非常少了。有3万学生的某农业大学成立游泳俱乐部，前来报名的不到30人，大部分学生都是“旱鸭子”。一个重要原因是池塘被填平了，改造成了旱地，乡村湖泊和河流湿地消失了，孩子们从小就失去了戏水空间。河流可能还有水流动，但成了上游工厂的“排污沟”，那里的水已经不能让人亲近。乡村大量湿地的消失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干旱进一步加剧。有人经常抱怨现在的降水量经常达不到历史时期的平均值，甚至只有一半，就可能与湿地的消失有关系。由于地面干燥，“上气不接下气”，有云不下雨，这样的天气现象在北方农村逐渐增多了。
第五，秸秆焚烧禁而不止，收获季节里农田狼烟四起。(看"何时驱散田野里的’狼烟’"?) 由于没有给秸秆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农民为图省事，匆忙收获完粮食后，秸秆就地焚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诱发高速公路事故，迫使机场关闭。2007年9月26日，原本只是一场轻雾，却在农民焚烧秸秆的“狼烟”助长下迷了济南人的眼，济南机场将近30个架次的航班降落受到影响，来访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的专机只好迫降，造成非常不利的国际影响。由于城市周边农村焚烧秸秆等原因，城市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明显增高，尤其夜间空气污染程度加重，已属重度污染天气。北京每年的“蓝天计划”多次因周边省份焚烧秸秆而“夭折”。
第六，沙子、石头和土壤的消失。城市和工业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依然是取自农村。昔日的银沙滩被挖得千疮百孔，河流丧失了泄洪能力；大片的山体被炸开，石山被切割成石头、石板，或加工成各种“艺术品”运往城市或海外。对石材的需求，开始破坏的是一些不知名的山体，现在连泰山也有人打起了主意。有人迷信泰山石，认为它能够镇宅避邪，就到泰山周围贩运石头，泰山石生意一路看好。建筑需要大量的砖头取自农田里的黏土，砖瓦场遍布农村。更令人担心的是，城市和工厂由于缺乏长久规划，经常是“建了拆，拆了建”，那些封存在水泥中的沙子永远失去了利用价值，获取新建筑材料继续加剧了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
农民生活富裕了，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质量却变差了，一些怪病也多了起来。人们的富裕是以环境的污染和健康作为代价，我们的生活还能够充满阳光么？“人们穷怕了，有了钱还管什么环境”，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声音。针对上述严峻的现实和人们的麻木意识，我们只有大声疾呼：救救乡村生态！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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