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百多天了，在经历了生离死别的阵痛之后，上千万流离失所的灾民们的现状如何，是一个全社会都很关注的问题。8月下旬，广州一些学者与某公民中心的研究人员专程赴四川考察了灾后社区重建的工作，发现灾区的重建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其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仍然让人揪心。
灾民居住环境不容乐观
汶川地震不仅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损毁了数以百亿计的财富，还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如彭州、都江堰等重灾区原是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文化遗产所在地，如今其林区道路损坏达1550公里，林地损毁超过26多万公顷，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受损上万公顷。防疫过程中大量使用的消毒剂、灭菌剂等，也威胁到水环境和饮用水的安全。一些重灾区的地震废墟还没来得及清理，近期也无力进行清理，有的下面还有遇难者的遗体。这些地方都成为疫情、塌方发生的危险地区。现在类似地区已成为“控区”，不许人接近，但其距离板房居住区其实也只有千余米甚至几百米的距离，当地人的居住环境不容乐观。
同时，灾后的安置方式也存在环境隐忧。就灾民的居住环境来看，板房本身的建筑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赶工建出来的，漏水渗水问题严重。在都江堰某安置区，8月21日下大雨，就有板房内积水达到齐腰深。即使是合格的板房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这些房子一般性御寒还可以，但要是遇到今年年初那样的雪灾天气，怕就难以抵御了。此外，市政配套方面也没有跟上，在某一个安置点，自从解放军走后灾民就一直饮用未经处理的水源。一直到十多天后，一些志愿者联系了佛山一家工厂，捐赠了一台饮水净化机，才初步解决了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对于灾民来说，板房仍然是稀缺资源，还有很多群众住在帐篷里，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困境。
帐篷和板房安置本是过渡性举措，其建设是为了应急，环保的要求被暂时放在第二位。但随着板房区成为受灾群众的临时家园，他们将在这里居住生活2—3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环保和卫生方面就必须要规范管理。因为农村居住环境与城市社区有很大不同，所以有些农村卫生习惯带到社区居住中，会带来诸如垃圾处理、饮用水等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社区环境污染。
板房安置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很多板房占用的是耕地，占用期间对农民有一定补偿，但此后农民的生计、耕地本身的恢复等都是问题。此外板房区是用水泥来铺设地面的，势必会造成地面硬化，所以板房建设过程也是土地损耗的过程。这些安置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问题提醒我们：灾区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非常脆弱，如果安置和重建时忽略环境因素，后果堪忧。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就灾后安置和重建的主体来说，除灾民本身外，主要依靠三种力量：一是军队，二是地方政府，三是志愿者。但到8月下旬，随着救援和初步安置工作的结束，军队陆续撤出汶川。而在学校开学后，志愿者组织、特别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志愿组织也将大批撤出。在这种情况下，灾后重建的任务就大多落在了地方政府身上，他们的治理能力因此面临巨大的挑战。
地方政府主导型的重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重建规模太大。450多万户、1000多万人受灾，这么庞大的受灾群体需要安置和重建，地方政府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彭州市的一个居民区，村支书在向志愿者介绍情况时就显得十分疲惫，日常工作的压力就已经让他疲于奔命了。在目前中国政府主导几乎全部公共事务的体制下，政府无暇事事顾及，工作也不能完全覆盖灾民需求，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另外一些问题则来自人为的因素：缺乏体制性监督的情况下，资源分配就要依赖干部的自觉，问题也因此而来。比如日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里曾报道有些地方的救灾资金被挪用做办公行政费用，但除此之外更普遍的情形是，援助物资的分配并非完全公平。在某重灾区镇，有些板房只有一两个人居住甚至空闲的情况下，还有两个村、700多户没住进板房，而是住在帐篷里。事实上，资源分配还是按照震前的格局进行的。也就是说，虽然地震把大家都震到了同一水平线上，但很快就又开始分化了。特别是帐篷区和板房区相隔不过十几米，这种反差就显得特别巨大，也引起灾民的强烈不满。
安置后面临的是重建家园的任务。在重建的方式上，很多县乡都提出了“生态重建”计划。即依托生态优势和特色农产品资源，搞旅游和循环经济模式。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这是最优的选择。但对于这种美好的设想来说，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制度上的障碍，尤其是现行的土地政策，因为发展旅游业涉及到土地的买卖。彭州原来盛行的由小农户直接参与旅游开发的模式在地震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有上千家经营农村体验式旅游的房屋倒塌。如果原址重建，就必须引入外来资金进行开发。但国家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都不准买卖，这给引入外来资金造成了现实的障碍。即使是成都地区提出由城市市民出资与灾民共建房屋，并获得重建后的部分房屋等地方政策，也涉及到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
灾区重建，路在何方?
震后灾民居住环境的问题来自于多个层面。目前最急迫的是保护好灾民安置地的基本生存环境。如做好水源保护，生活污水定点倾倒；合理布设垃圾收集站点并加强管理，做好垃圾的消毒和清运；设置临时厕所、有条件的话可设不需要水冲洗的生态厕所；同时要通过民主管理和邻里公约等方式，来调节居民的生活习惯，保护安置地的环境卫生。
其次是整个灾区重建要有现实的规划，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生态重建。即使在震前，有些地方也并不具备人类正常居住的条件，地震后生态环境更差，对这些地区只有成规模的移民才能解决问题。而那些有条件的地区在进行生态重建时，则应使土地真正归农民支配，同时投资和重建方式必须多元化，这些都需要政府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
此外，还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巨大的重建的需求使得政府需要NGO提供切实的服务。但目前NGO只是在一些边缘地方起一些次要的作用。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公民社会本身的发育不完善、NGO定位模糊、与政府关系微妙、自身建设差等老问题。但灾区重建是一个政府与NGO重新确立新关系的契机。如果NGO不能提供重要的服务，也不能利用这样的机会快速成长的话，殊为可惜。
总之，地震灾害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平衡，如果要通过人类的力量使之恢复的话，那么首先需要的便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平衡”。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