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已经曲终人散，但关于“奥运遗产”的种种讨论却并未结束。
一年前，我在给《中外对话》撰写的文章中，认为对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的担心或许是多余的，因为中国政府具有超强的决心和能力，采取各种保障措施时也不惜成本。
事实证明，奥运会北京的空气质量达到了十年来的最好水平。国际奥委会在关于北京奥运会的简短总结中，对此也是大加赞扬。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北京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能否持续？
另一个让人关心的话题则是，北京奥运会能否实现“碳中和”，或者说“碳平衡”？
对于“碳中和”，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各方公认的定义。就北京奥运会而言，这一体育盛会带来了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采取的各种措施能够消抵这些排放量，应该可以视为“碳中和”。
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和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在保护气候方面做出表率。
其中，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6年11月发布的环境评估报告，都灵冬奥会带来了超过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其中近70％的排放已被消抵，消抵措施包括在意大利投入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肯尼亚植树造林等。
此外，德国足球世界杯组委会的报告显示，该项赛事共产生约9.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而通过在印度和南非支持清洁能源项目等，消抵了约10万吨，成为首个实现“碳中和”的足球世界杯。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还不需要像意大利和德国等发达国家那样，承担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的义务。不过，国际社会还是希望北京奥运会在保护气候方面有所作为。
去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环境审查报告时，就特地建议“北京奥组委公开宣布关于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消抵的承诺”。
据《财经》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北京奥组委的直接回应。不过，中国政府部门在这之后着手测算北京奥运会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消抵情况。
今年5月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透露了初步测算的结果：北京奥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运动员等增加的排放数量大概是11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绿色奥运”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科技手段，以及植树造林，车辆控制等，可以减少排放100到129万吨，能够使排放达到基本平衡。
科技部组织的初步测算还表明，北京奥运会的温室气体消抵措施中，最有效的是两个月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预计可减少排放85万吨以上；而奥运场馆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等科技手段，减排量比较有限。
不过，北京奥运会能否实现“碳中和”，目前还很难说。毕竟，很多数据要到奥运会结束之后才能核实。实际上，中国政府部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最终环境评估报告，至少还要几个月后才会发布。
此外，关于北京奥运会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究竟该怎么计算，哪些措施又可以算在温室气体消抵之列，都存在不少争议。
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奥运会刚结束，英国驻华大使馆就发布了一条新闻稿，称2012年伦敦奥运会希望成为第一届“可持续的”奥运会，并设定了既能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又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标准。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上述新闻：伦敦方面并不认为北京奥运会是一届“可持续的”奥运会，对北京奥运会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基本平衡”的说法也有所保留。
但无论北京奥运会能否实现“碳平衡”或“碳中和”，都将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从中受益的，也绝不只是北京。
正如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今年7月28日发布的一份题为《超越北京，超越2008》的北京奥运会环境评估报告中所称，不管北京奥运会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具体是多少，“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成果都足以显示北京在确保能源消耗最小化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吴季松及其同事就在今年9月的国际刊物《能源政策》上发表论文称，奥运会加快了北京的温室气体减排步伐，从2001年到2006年期间，北京的二氧化碳总减排量超过8000万吨。
伴随北京奥运会而来的，还有中国政府官员和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明显提高。
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关停淘汰了一大批高能耗、重污染企业，并大力推行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河北省环保局局长姬振海就在《河北日报》上撰文称，这些措施在确保北京奥运空气质量的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碳减排的实施，为该省经济发展模式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将北京奥运会看作是推进气候保护的绝佳机会。例如，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办公室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北京奥组委等合作，推出“绿色出行”项目，鼓励市民和企业员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拼车等。参与者还可通过“碳路行动网上计算器”，计算每次“绿色出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改变，比北京奥运会能否实现“碳中和”本身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