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指出，全球化正导致时空压缩。实际上，世界确实似乎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们的眼前发生改变，中国作为主角重返政治经济舞台就是这种变化速度和程度的明显标志。就我们时代的大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而言，中国如今处在舞台的中心。随着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临近，中国因其对资源——特别是能源——的“贪婪”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而遭受越来越多的诟病。中国被看作是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可能已经超越美国而位居第一。中国还被看作是一个能效极低的国家，据说其能耗是自身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两倍（生态足迹相当于两个中国）。“中外对话”通过平衡来自东西方的事实和观点，对这些诸多趋势提供了证据和解释。出于同样的理念，本文对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有关谈判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可有必要为气候变化找到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那么说中国是一个决定性的参与者似乎是有道理的。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最终达成后京都协议，以避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预料的最糟糕局面。下面的思考乃基于这一假设。鉴于全球不平等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遍缺乏信任，指责中国似乎是不负责任之举。相反地，倒是因为中国恰恰不属于那些国家（大致相当于《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而且由于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也许能成为结束当前僵局的促进因素。
中国政府可随时提醒世界它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兼具作恶者和受害者、问题制造者和问题解决者的身份。经过30年年均9%的经济增长，中国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然而，其资源消费和污染程度正在超过那些最富裕的国家（尽管不是按人均计算）。国际能源机构称，世界对一次能源的需求在2005年至2030年期间预计将上升55%。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翻一番还多，用于运输的石油需求到2030年将差不多翻两番，2030年煤炭净进口（煤炭在中国当前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将近70%）可能达到全球煤炭贸易的7%。在国际能源机构的参考估计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至2030年期间将跃升57%，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将占到三分之二。中国在2030年的人均排放量将只有美国的40%，大约是经合组织国家的三分之二。根据以上数据，中国显然是这一期间新增排放量的最大制造者。基本上，中国正致力于在地球上建立最大的碳经济。因而，中国被贴上了“作恶者”的标签，觉得中国应该承担责任并减少排放。
如果这些数字发人深省，那么中国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对环境的影响则更加发人深省。像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作为“受害者”，中国受到了一系列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旱灾增多以及降雨毫无规律。然而，用胡鞍钢的话说，鉴于人均资源有限以及快速增长造成的资源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可能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然而，中国又是如何同时成为问题制造者和问题解决者的呢？如果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威胁和必须克服的" 障碍。
政府很清楚环境的脆弱性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减少贫困和繁荣经济来维持社会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胡锦涛主席将这种关系作为200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的中心内容。他表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和“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不容置疑。他接着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对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他同时也承认，有限的资源要求发展经济的指导原则必须 包括“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这些原则与获得高度评价并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增长是必要的，但必须是有效率的增长，并重视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
换言之，我们不应期望中国放弃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愿景，但是我们可以期望中国走上环境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很清楚，环境友好型增长的主要障碍是经济对煤炭的依赖及其有害的副产品：二氧化碳。此外，中国政府承认，这是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必须找到一个管理共同资源的解决方案，包括大气吸收排放的能力问题。 于庆泰大使承认，气候变化问题“攸关人类生存、全球经济发展和各国共同繁荣”。人口规模和影响作为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和中国的资源有限观存在着密切关系，国内资源和邻国资源都有限。
然而，共同资源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人口政策和中印等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可能也同样取决于全世界20%的最富裕人口（负有 63%的排放责任）的不可持续行为的改变。鉴于共同资源有限，除了中国没有任何其它国家考虑了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代价，但是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此外，人口因素带来了威力强大的人均观点。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大约为每年5吨，印度只有2吨，欧洲多数国家为10-12吨，美国为20-25吨。美联社报道，于庆泰的发言明白无误地解释了他不能“接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能法定拥有你们四分之一的排放权利” ，但同时也承认，“要在人均排放量上和美国人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将是一场噩梦”。在斯特恩爵士的新著《气候变化全球性协议的关键因素》中，公平是三个核心原则之一（另外两个是效率和效果），该书建议将2050年世界人均年排放量的目标设定为2吨。
所有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中国同时成为气候变化的作恶者和受害者：既是系铃人，也是解铃人。就“解铃人”而言，似乎有必要承认中国人所认为的重要进步和良好愿望：让协调（“科学”）发展议程成为胡锦涛任期内的优先事项；将全球气候环境问题和国内环保政策联系起来；将提高能效作为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目标是到2010年能效提高20%）；谋求将清洁技术引入主要的经济领域，从能源生产开始；以及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实际上，已经有了进步。通过制定节能法规、改变能源补贴和激励机制，1990年代二氧化碳浓度减少了50%以上。就工业而言，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一些能源密集型行业已开始采用效率更高的技术（特别是钢铁厂）。政府还鼓励转向能源密集度更低的工业领域，并已开始监管建筑和运输行业的能耗标准。这很重要，因为在工业占GDP份额下降的情况下，建筑和运输行业对GDP的相对贡献预计会逐渐增加。
当然，有人往往会说，政策和行文中的良好意图通常会因为执行差和监管弱而大打折扣。然而，鉴于高收入国家在实现《京都议定书》所设定目标以及《21世纪议程》中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糟糕表现，中国人觉得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承认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也承认，温室气体排放责任不能单独依据国内生产水平而定。中国作为能源密集型商品生产者就应该为其排放负责吗（如同《京都议定书》机制所提出的那样）？抑或消费者应该承担责任？2005年，中国国内二氧化碳排放33%是因为生产出口商品。这些廉价的商品受到全球的欢迎，而且主要是富裕国家消费者的欢迎。如此看来，谁应“负责”？
强调国内排放水平可能不得要领。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用《京都议定书》的话来说，即非附件一七十七国集团+中国和五国集团）紧密联合，想得到在所有计算和指责背后的一个简单事实的承认，即我们都在追求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平等。再一次，中国政府的立场毫不含糊。2008年9月的《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中国立场文件》宣称，“气候变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解决。”
鉴于其排放规模，中国迄今在解决排放快速上升的进步可能会被批评为太小。但是很多人认为，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国家——其中很大比例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每日2美元或者更低的水平上——的角度来看，中国不负责任的行为和排放63%全球温室气体的20%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并无二致。一旦我们考虑到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其减排目标，而且未兑现《京都议定书》确定的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对中国的批评就会进一步减弱。当20%的富国付出少之又少，很难想像世界上80%的穷国该如何努力。对现行金融架构的不满，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GNP ）0.7%的目标，是后京都谈判的主要障碍。于庆泰警告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参与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在资金技术援助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以及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它多个发展中国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并由于历史责任问题而进一步加深。富国（尤其是英国、美国和日本）在过去几十年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应该为他们欠下的“碳债”负责，并采取额外措施减少今后的排放。
因此，每当谈判从如何应对排放增加的问题转向“为何行动”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都会陷入僵局。几十年来，力量都集中在找到行动的科学基础。然而，正如谈判表明，是责任问题阻碍了进步。中国——还有印度和巴西——指出，他们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过，中国不会允许气候变化问题阻碍其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合理发展，因此不会加入附件一国家俱乐部，也不会现在就接受减排目标。然而，中国在后京都协议谈判桌上的立场和中国在应对碳经济给未来带来的威胁方面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经济学家兼政府顾问胡鞍钢建议，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上采取大胆的措施：在应对挑战上采纳更广泛和更具建设性的想法。他建议重点建低碳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胡鞍钢指出，接受减排目标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这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和外交上的赢家。实际上，气候组织提出，中国是世界上低碳行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成为全球低碳领导者具有“真正的可能性”。如果走上了这条道路，专家们提出，中国将克服依赖于煤炭（及由此带来的高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实现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减少来自气候的威胁，并获得外交上的承认。
最终，中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而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然而，必须鼓励中国加入建设性对话，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获得积极成果的可能性很高，而且将惠及国际社会关心的其他领域。中国正在展示走向低碳经济的进步（尽管存在种种限制），以及未来小康社会的愿景。形势的紧迫性要求认识到全球的不平等，并在言行上付诸努力，为共同的未来建立信任。唯有如此，中国才会承担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全球责任。
奥利维亚·比纳：里斯本大学哲学中心研究员，欧盟项目“中国可持续未来的政策工具：环境政策整合和环境战略评估”的首席科学家；维利亚托·索罗梅纽-马奎斯：里斯本大学哲学系正教授，欧盟委员会主席能源与气候变化顾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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