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 》
徐再荣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徐再荣先生2007年出版的新作《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是中国近几年少数几部从国际政治视角切入的环保作品。这种视角的研究对环保问题具有特殊意义。首先，环境问题从其产生之初便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它超越主权边界和地域限制，给人类提出的挑战也是全球性的；其次，环境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它牵涉到了经济集团之间，政治实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任何试图超越政治框架去寻求最终解决方案的尝试都是不现实的。难得的是徐再荣先生的作品能够兼顾二者，既将环境问题纳入了全球视野，又从国际政治集团之间权力博弈以及全球政治边缘与核心互动的角度把环境问题 “喜忧参半”的局面勾勒了出来。
书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与社会根源。他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南北经济的不平等关系对全球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构成了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经济根源，而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其社会根源。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生产能力的急速进步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远超前代的物质财富，一方面表现为“南北差距”不断加剧的世界经济体系，使物质财富的全球分配极度不平等，这无形中为环境危机的解决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欧美社会悄然兴起的消费主义也不断挖空人类保护环境的意识。“这种生活享受欲望开始像巨浪般地吞没着资源，从而使物质和能量的需求量增加到空前的程度”。与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相对，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增加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难度。
由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从20世纪60年代起，严峻的环境问题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环境保护运动。作者在书中回顾了从60年代第一次环保运动兴起到80年代第二次环保运动展开的历史过程、全球环保公共领域的形成、南北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联合国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穿梭往还的不懈努力。作者对南北冲突再三致意，不断提醒我们南北矛盾在全球环保问题政治博弈中的突出地位：“发达国家强调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并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管理。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强调外来援助，以及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种失衡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几乎所有协议和共识的达成都步履维艰，而环境恶化的速度却远远超过了人类社会有效回应的速度。
希望在何处？作者将殷切的期盼托付给了各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自1972年联合国成立环境规划署以来，该机构从事了实施全球环境评估、开展环境教育与培训、制定环境政策和法律等大量的工作，为建立起全球治理的基本框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时，全球环境基金和世界银行又从资金和金融流通的角度为环境保护提供软支持与软约束。最引人注目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与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一道，从民间和“边缘”积聚起了巨大的力量,推动世界政治权力的“核心”以更有效的方式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仍会充满希望的原由所在。
本书的作者牢牢抓住了全球环境问题的三个维度，即南北的政治博弈，“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和以及民族国家格局的分隔性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维度恰恰是全球环境问题的核心命题。
作者认为，“南北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是双方在全球环境问题上产生矛盾的主要根源”，而这个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环境退化的责任问题；二是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问题。两大集团在这些问题上的争执旷日持久，极大延缓了解决问题的进度。不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方集团，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集团，如果拘泥于本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不能够从全球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要达成有效而有行动力的协议将是极其困难的。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本身已经逼迫各方用国际政治视野重新审视环境问题，过分执着于本地区和本国家的局部利益和立场，不论是对本地区和本国家的长远利益，还是对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命运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两次环保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国际传媒为载体的环保公共领域是一种从社会权力的“边缘”发起的，推动人类共同关注环境问题的努力和尝试。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它逐步壮大，在20世纪后半叶，甚至成为推动世界环境保护政策落实的主要动力。我们可以看到，从外缘积聚的政治力量正在迈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它借助联合国框架深刻地影响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博弈，改变着全球政治力量的现有格局。“边缘”与“核心”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环境问题获得妥善解决的希望所在。但是，即使公共领域的呼声再大，富有执行力的政治决定都有赖于政府及其背后的法律支持。这意味着，环境保护问题必须纳入到集体决定的实施和法律的约束中，而这一过程首先遭遇的难题便是民族国家格局的分隔性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
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迫切要求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政治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民族国家格局所造成的“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严重降低了世界迎接环境恶化挑战的能力。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扯皮”与“讨价还价”日益深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这种民族国家格局的分隔性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变得越发难以容忍。即使我们期待一种能够包纳各种行动主体的全球治理模式来回应挑战，多种主体并存的复杂局面以及令人叹气的内耗都使有识之士不敢抱有乐观态度。或许，突破民族国家格局，谋求“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哈贝马斯语），或者更进一步地追求一个更富行动力的世界政府才是我们从全球政治的维度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吧。
书评作者简介：鲁楠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