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自来水厂原水受酚类化合物污染，市区大面积断水，20万人受到影响。此事件暴露出中国水源地管理存在严重缺陷，需认真反思。
盐城市水源保护的状况并非特例。江苏省环保厅2007年对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督查发现，各市水源地都存在问题，其中南京市18个饮用水源地中，有13个一、二级保护区存在污染源；无锡市8个饮用水源地中，有7个一、二级保护区存在污染源。
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全国，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6月资料，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五分之一强的饮用水源地不达标，。饮用水源受到污染，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据国家环境主管部门披露，近年来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突发事故，其中70%是水污染事故。
“耗子药放在锅台上”
盐城市区饮用水主要取自流经城区的蟒蛇河等几条河流，但水源地竟然为大量排污企业包围。早在2003年，当地媒体就曾报道，蟒蛇河水源保护区内及其周围分布的51家工业企业存在污染隐患，因此确定其中11家企业搬迁、关闭或转产。
然而，正如许多地区一样，盐城市水源地保护也陷入边治理、边污染的怪圈，在水源保护区内，盐城一边治理重点企业，一边继续批准新建项目，大量工业废水排入取水口上游的蟒蛇河、新洋港河段。200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而在盐城，水源保护区不但有排污企业，甚至还不乏高污染的化工企业，包括此番水污染事件锁定的肇事者——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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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无锡太湖蓝藻生态污染事件暴发后，国家环保总局和江苏省环保厅要求加大整治力度，保障供水安全，盐城制定了市区饮用水源专项整治方案：保护区上游及其周边至少三分之一重点化工企业应在2007年底前将关闭或搬迁，其他化工企业必须在 2008年底前全部关闭或搬迁。
在部署此次专项行动的会议上，盐城市一位领导将水源地上游频发的化工企业污染事故，称为“时刻威胁市区水源安全的定时炸弹”。他列举了2003年龙冈香料厂发生的原料泄漏事件；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水源上游水体发生异味事件；2007 年鞍湖农化厂发生的废液外溢事件。
而一年后，盐城市将10家被整治企业的搬迁或关闭期限定后延至2009年底，其中恰恰包括标新化工有限公司。避免恶性水污染事件的机会终于在年复一年的犹豫与拖延间失去。2009年2月20日，标新公司将30吨高浓度含酚钾盐废水下泄到蟒蛇河水源地，造成自来水厂原水挥发酚超标上百倍，20万市民突然陷入断水困境。
直接原因固然是无良企业排放有毒废物，实质则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地方政府违法容忍企业在水源地设厂排污。允许高污染、高风险企业直接设在水源地的时候，其结果可想而知，按照盐城当地人形象的说法，是“耗子药放在锅台上，早晚会出事。”
为保护饮用水源，全国人大颁布了法规，最高决策层制定了政策，环保部门据此设定了制度关口，开展了专项行动，不可谓不重视；但在实践中，环保部门只是弱势部门，环保政策常常只能“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大局”。为招商引资，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关口可以被突破；为了拉动GDP增长，污染企业可以在整治行动过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难看出，地方政府一次次挣扎于经济增长和水源保护的两难选择之间，而最终总是选择让水源地为经济增长付出代价。这样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发展观问题。
宁可毒死，不愿穷死？
苏北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经济“撑杆跳”，成了当地一些地区的口号。在迅速拉升GDP的冲动下，化工业等污染大回报高的产业成了当地招商引资的重点。盐城市先后设立了九个化工园区，化工园区遍及盐城每个县市。
一方面苏北密布的化工园区大力招商，另一方面，苏南经济发达的太湖地区因水污染严重加强了环境监管力度，当地一些高污染企业难以生存，急于找到出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大量的企业转移到苏北沿海地区。
随着以化工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苏北展开，2008年，整个苏北地区经济大发展，财政收入增幅达33.9%，比全省增幅高出12.8个百分点，而其中盐城大多数县（市、区）财政收入增幅高达40%以上。
与此同时，过度依赖重化工业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原本清澈的河流成了一条条排污通道。在盐城水污染事件爆发后，人们难免要问，怎么能允许化工企业向自家“水缸”内排毒呢？但在当地，化工园区遍地开花，即使能够避开水源地，又如何逃得过上游园区的排放？如何避得开对下游水源的污染？
对于外界疑虑，当地一位环保局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在温饱和环保面前，人们肯定选择前者。而一位招商办负责人则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已被西方国家反复论证了许多年，已经成了一个发展公理，要发展工业都逃不过这一劫。一些媒体引述当地人士的话，将这样的发展思路总结为“宁可毒死，不愿穷死”。
这样的思路并非苏北专有。一些主张发展优先的人士宣称，今天中国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可以在发展中自然得到解决。但污染已直接侵害公众健康甚至生命，我们还要等吗？再则，说“宁可毒死”的人，多数并非升斗小民，常常位高权重，水源污染了，他们可以改喝桶装水，空气污染了，他们可以住到上风上水的小区，蔬菜粮食污染了，可以安排特供。毒水、毒气侵犯最烈的，是本来就生活艰辛的弱势群体。
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已经严重失衡，中央政府近年来提出科学发展观，力图实现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而“宁可毒死，不愿穷死”的发展观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今天，盐城水污染事件又会激发一轮紧急治理行动：调水冲污、开辟新水源、污染企业搬迁。这是其它城市在水源污染爆发后的通行措施。我们需认识其局限性：调水冲污只是稀释污染物，污染物质被冲到了下游；开辟新水源固然能改善水质，但当更多城市纷纷弃用本地水源时，一方面调水水源难免不堪重负，一方面本地水环境保护可能更加乏人问津；而污染企业搬迁，常常只是一搬了之，其结果常常是污染下乡、污水入海。
要真正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必须一边做好废污水处理，一边从源头抓起，严防建设项目对自身和下游地区的水源地造成破坏。这需要在环境决策和管理中引入各个利益方的参与，透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充分识别各个项目的环境影响和利弊得失，进而在利益方的博弈和妥协中找到发展与保护的平衡点。今天水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为了保护好人民的饮用水源，我们应该开启新型决策机制，这是对各级政府实践科学发展意愿和能力的重大考验。
马军是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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