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座很棒的城市，除了空气污染”。这种看法在香港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座金融之都以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著名，然而现在它的吸引力越来越低。《经济学家》杂志最近作出的一项预测强调，空气污染是香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单单去年，空气污染就导致1155例婴儿夭折和700多万次医生问诊，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高达23亿港元。
消除污染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经济和公共卫生问题。全球化继续缩短着国家间的距离，整合着我们的金融市场。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才考虑工作地点的选择空间也更加广阔。然而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却在下降，它国际地位的基础变得越来越脆弱。
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由于空气污染，五分之一的香港人表示正在考虑离开这座城市，十分之一的人正在认真考虑离开，或者已经在办理离开香港的事宜。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打算离开的人都属于教育程度最好、收入最高的人群。香港的环境健康已经影响到它的经济健康；与此同时，同样作为东亚金融中心的新加坡等地却在把清洁的环境作为竞争优势进行强调，大力吸引那些外流的人才。
消除空气污染能够造福经济，弄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又如何实现它呢？从香港的角度来说，把责任都推到中国大陆的珠三角身上非常容易，因为珠三角的工业排放对香港的空气质量确实有显著影响。但是，如果只归咎于这一个原因就过于偏颇了。在香港全部的污染天数中，当地污染物占主导的超过半数。而且，对人体健康危害最大的污染物都来自道路和海洋性源头，全都是香港本地产生的。换句话说，香港自身的污染物是主犯，解决污染、重新修订地方法规和《空气质素指标》（即空气质量目标）会让情况焕然一新。
但是，在香港的污染危险和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之间存在差距。为了消除这个差距，香港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思汇政策研究所和香港大学共同设立了“ 达理指数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对空气污染的财政和公共健康代价进行实时评估的网站，名字来自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安东尼·贺达理。网站用来计算非安全空气具体成本的模式经过了业界专家的评估，在国际上得到公认。它的一个目标就是向公众阐明空气污染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环境健康，要付出的代价也显而易见。
达理指数表明，仅仅在2009年的头两个月， 空气污染就造成3.5亿港元的损失，导致100万次医生问诊。况且，这些还都是保守数据，只计算了生产力损失和短期的健康损失，空气污染对旅游损失以及长期的健康负担的影响并没有被计算在内。
要治理污染，香港现在缺乏一个严格而且可以强行的标准。继续面临污浊空气的折磨，香港必须寻找更具挑战性的标准来降低污染物水平。香港现行的空气质素指标只有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的四分之一，但是，即使把指标降得更低，实际污染水平也经常会超过安全界限。
2005年的WHO空气质量指南可以为这一讨论提供一个基础。但不幸的是，香港的首脑们唯一一次提到这个文件是在落实世界卫生组织的“过渡目标1”时。尽管“过渡目标1”带着WHO的标签，但它是为正在努力减少污染物的发展中城市制定的。很显然，香港绝非一个发展中城市。
在未来的道路上，解决的意见可能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现在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了。香港的《空气质素指标》已经严重过时，不过目前它已经开始得到审查，自从20年前生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达理指数的发展，使得政府、市民团体和居民们可以追踪空气质量的改善情况，看到改革能够带来的财政和公共健康益处。香港政府已经开始控制最大的空气污染源，命令所有火力发电厂在2011年之前必须都安装烟气脱硫设备。我们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这远远不够，还要看未来关键问题如何解决，比如绿色交通的推广。
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锋和引进国际先进经验的窗口。但是，在空气质量管理上，香港远远落后于其它国际性都市。作为亚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一下空气污染的巨大代价了。
埃里克·程，新近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就职于思汇政策研究所。
罗锐，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曾在思汇研究所工作，对本文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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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图片由Ljubisa Bojic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