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俊毅和王勤的第二个孩子王博乐15个月大时，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离世时不到两岁。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吕晨曦，3个月就被诊断患有“结节性硬化症”，智力发育停滞，并出现神经性癫痫和并发症。
这两个孩子出生在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南门村二组，从2008年到2010年，他们的父亲吕俊毅曾经8次在网上信访，投诉距离他家60米的照红塑料废品回收站粉碎清洗塑料，排放废水废气。然而，直到王博乐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这个废品回收站才被勒令关停。
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南门村的案例具有普遍性。物流便捷、最靠近城市的农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成为城市废弃物的集纳中转地。中国缺少系统垃圾系统分类和处理方案。可重复利用的废旧用品通常由走街串巷的小贩回收，而南门村正是它们途径的中转站之一。回收增加了废弃物的利用率，然而另一面，由于生产和管理的粗放，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的垃圾回收站可能会成为新的污染源。
吕俊毅、王勤夫妇说，自己的家族从来没有过基因缺陷、癌症或白血病史。吕俊毅曾上网查资料和咨询专家，认为相距60米的那个废品回收站很可能是孩子恶性疾病的诱因。一个重要的旁证是，不幸不仅降临在他们的家庭，在过去的八年里，他们附近门牌号相连的邻居中已经有11人患癌。
在吕晨曦出生前后，来自苏北的姚照红经营的照红废品回收站，这个废旧塑料堆积如山的回收站已经和南门村村委会签了租地的协议，村民说它从那时就开始生产并排放废水废气。
不过，这位父亲并无更多证据证明塑料加工和儿子生病的联系。
南门村位于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由于紧靠城区，且物流便利，车墩镇一直都是废旧品回收的聚集区。
村庄逐渐被城市包围，或者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在那些还没有完成转变的地方，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以特殊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在南门村，可以看到大型卡车在绿色的田野间出没，有的还装着钢丝等废弃物。照红废品回收站，曾是卡车装卸的目的地之一，也是南门村唯一以收集废塑料为主的站点。
场地出租是该村经济收益的重要来源，村委会主任唐建林告诉记者，这块约500平方米的场地，过去是生产队打谷场，照红废品回收站共分两次与南门村村委会签订租地合同，租金为每年5000多元人民币，8年仅为4万元左右。废品回收带来的另一部分收入是务工人员的租房需求。通过租房，每户村民一个月能收入一千多元。
然而，附近村民很怀疑，这些钱是否能抵消污染带来的损失。
照红回收站于2002年从松江区工商局获得了废品回收经营资格。投产的8年内，粉碎塑料的声音不断从这个回收站内传出，同时产出酸甜的气体和黑褐色的废水。
塑料粉碎、清洗，可能产生多种污染物质，其中包括苯类。苯类是持续时间久、毒性强的有机污染物。上世纪70年代末卫生部调查显示，苯作业工人白血病发病远高于普通对照组。1987年，苯白血病在中国首次被确定为8种职业肿瘤之一。而在塑料加工过程中可能分离的增塑剂DEHA，也是国际上公认的致癌物。
塑料粉碎加工需要遵循严格的生产规范，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塑料行业规范》，废塑料的再生利用项目必须具有相应的废水、废气处理设备。而照红废品回收站并不具有此类设施。
吕俊毅曾在2008年两次实名在“市长之窗”进行网上信访。当时距离王博乐出生仅有6个月，他在信访中急迫地写道，“吕晨曦生病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答，我们也怀疑与环境污染有关，现在我妻子又怀孕了，所以非常急切地希望得到解决”。
在环绕这个回收站200米半径内，除吕晨曦，附近四五十户人家，在过去的八年至少有11人患白血病、食道癌、肺癌等各种癌症。其中大多数门牌号相邻或相连。2010年3月5日，松江区疾控中心对南门村癌症患者开展的初步调查中，已确认了这11人患癌的事实。据松江区疾控中心统计，从2003年到2008年6年间，共计410户的南门村共有21例恶性肿瘤。其中，有一半是吕俊毅的邻居，站在吕俊毅家的院子里，可以一眼望到这些癌症患者的屋顶。
但松江区疾控中心报告认为，由于南门村整体癌症发病率低于松江区平均水平，不能说明这些家庭的癌症及基因突变类疾病和和照红回收站污染有关。
照红废品回收站于2002年从松江区工商局获得废品回收经营资格，但随后超越经营范围，从事废品清洗、粉碎、加工。按照行业规范，垃圾回收处理行业应该经环保部门审批。
2008年，松江区环保局曾发现回收站内有粉碎机和清洗工具，姚照红做出“只做回收，不做加工”的书面承诺。2009年5月，松江区环保局检查发现，照红废品回收站仍违规从事废塑料清洗、加工，产生废水直接外排，对其罚款5000元。
2011年4月1日，上海市环保局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明发现该加工点没有办理过环评报批手续，主要从事废PVC扣板、PPC自来水管的收集、粉碎加工。
2010年3月，照红废品回收站被强制搬离南门村。
而南门村村委会，既作为基层行政单位，也作为出租给姚照红场地的单位，本应有机会制止污染。据该村委会副主任诸秀仲介绍，如果发现租户在出租用地上违法生产，村委会可以上报有关职能部门，此外，还可以终止出租合同。这些都曾写在租房合同上。据他们介绍，2009年，也曾与回收站的经营者协商，以南门村发展为由，希望其撤离，但该回收站并未及时撤出。
事实证明，这座私营回收站几年的污染并未被及时制止。 2011年，吕俊毅的家庭在对污染企业照红废品回收站和南门村村委会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也对上海市环保局、工商局等提起行政诉讼，认为相关部门并未履行监管职能。这对夫妇并不确信自己能够在诉讼中获胜，至今，所有官司里，吕俊毅一方均败诉，但他们决定持续
上诉。
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老的工业区，工业生产与居民区的界限并不完全分明。两年前，松江区两塑胶公司排放废气，周围小区居民发起诉讼，该诉讼由吕俊毅的代理律师胡玮等人代理，此诉讼后来以政府出面关停两个塑胶企业告终，这也是他们经手的环境诉讼中少有的胜利。
而在新一轮的规划中，南门村所在地块已经被确定为松江的第二新城，将等待整体拆迁，农田和那条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小水渠，都将被城市的巨变吞没，然而，对于这个家庭，痛苦并未过去。
杨传敏，南方都市报记者，连续两届中外对话与《卫报》“中国最佳环境报道奖”获奖人
原文刊于5月13日《南方都市报》
图片来自《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