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业和商业用地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后，未经修复的污染土地被中国媒体称为“毒地”，欧美国家对这样的地有一个文雅的称呼：棕色地块。棕色地块对人体有长期毒害。
近几年，棕色地块开始成为中国城市的噩梦。《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大量工业企业搬出城区之后，遗留的棕色地块几乎成了城市里无人清洁的角落，甚至未经“清毒”就被一些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视为“唐僧肉”，建成经济适用房等。
但在中国，大多数人对所住小区的用地历史数据一无所知。
一辈子积蓄换来一套“毒房”
夜幕降临，“武汉黄埔人家·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区”（以下简称长江明珠小区）约有一半以上的房子没有灯光。这里是保障房小区，2400多户中60％为经济适用房业主，他们多年梦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楼房。
27岁的韩涵是经济适用房业主。这套93平米的毛坯房，耗尽父母平生积蓄外加十万元借债。在一家人就快结束或寄居、或租赁的分居生活时，2010年11月30日，他们通过新闻得知小区建在毒地上。
“当时就崩溃了，一家人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套毒房。”韩涵说。
长江明珠小区的土地曾被污染近60年，它的前身是武汉久安制药厂、武汉市长江化工厂。1997年长江化工厂停产后，一企业在此生产电镀添加剂。2009年3月份，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评价研究所的环评报告显示，该地块上多年生产的产品为氟化工产品和电镀添加剂，大多具有毒性或剧毒。
这是一块典型的棕色地块，一块被工业企业污染、亟待清毒的“毒地”。
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棕色地块污染物的四大类别。尤其是后两者在渗入地下后，可通过花坛的土壤、管道等缓慢挥发毒害人体，毒性释放可长达上百年，严重如多环芳烃等则可致癌。它们还可通过地下水，危害更多的人。
“有机污染物可通过小区土壤慢慢挥发出来，如果你每天带着小孩到小区散步，影响就更大了。”中国环境修复网执行主编高胜达说。
长江明珠小区在开工一年多后，武汉市环保局才批复“项目选址满足不了环保要求”。此时，小区已基本建成。之后，开发商将原场地的土壤平整，铺上一层土工膜，并覆盖安全土层，再进行绿化。2010年9月，地块终于通过了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环评验收。而业主们并不相信验收结论，他们通过堵路、罢住等方式表达换房等诉求，但最终无果。
看得见的危害，摸不清的家底
棕色地块变身经济适用房并不罕见。在广州，原广州氮肥厂、原南方钢铁厂都被建成经济适用房，还有北京市的化工三厂、红狮涂料厂等等。
经济适用房只是冰山一角。高胜达介绍，“更多的地被改头换面开发成了普通商品房。因为将土地开发成商品房，利益能够实现最大化”。
高胜达举例说，2006年3月份，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竞得“赫山001号”地块，建设商品房。这一总面积280亩的地块距武汉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然而，次年即发生工人中毒事件。经过调查，开发商才知道这一地块原属武汉市农药厂，是典型的棕色地块。
随后开发商要求退地，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因事先未告知毒地的背景而赔偿1.2亿元。直到2011年5月份该地块方启动修复，修复资金达2.32亿元。
在遮遮掩掩的乱象中，中国棕色地块的“家底”，却至今仍无权威数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国内多家关于土壤修复的科研院所和企业，均没有得到答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曾自2006年起，耗时3年开展全国土壤污染普查，但至今仍未见公布与棕色地块相关内容。
不过，从主要城市工业企业搬迁情况中可见一斑。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较发达城市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企业搬迁。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副所长骆永明也通过研究发现，大量的棕色地块用于了房地产开发。骆永明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北京、江苏、辽宁、广东、重庆、浙江等地的污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已置换约两万余公顷工业用地，这相当于约28000个标准足球场面积。
这些地块很多是棕色地块。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称，近年，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1／5存在较严重污染。2005年至2006年，北京市环保局调查了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发现7块场地受到污染，部分场地污染深度达到15米，必须修复才可达到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
无法过滤的“毒地”
目前，中国尚未发现棕色地块直接危害地上居民的具体案例。
高胜达分析，中国房地产2002年以后才火爆起来，大量入住是在2005年之后。而危害需经连续多年的影响才会显现，还需检测和排查，才能确定原因。
中国对棕色地块的重视，最早起步于三名工人中毒事件。
2004年4月28日，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的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因开挖深层土壤而中毒。出事地点原是农药厂，后被一家涂料厂合并。“当时还没有土壤修复的概念，受污染的土壤被挖走了事。但这一事件让大家认识到工业用地存在潜在风险。”高胜达说。
欧美国家普遍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展土壤修复工作，但中国只是最近5年于极少数城市有所开展，如北京、上海、重庆等，也只有这些城市颁布了地方性文件，且有相当的局限性，比如很多城市都将修复工程交给本地的企业。
而包括武汉在内的更多中国城市至今未建立相应的机制，就像“长江明珠”一样，一些棕地只有在媒体曝光，或者引发了中毒事件后，才被重视。
至于全国土壤修复的总体数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多个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均无法得知。“一些场地即使做了修复，开发商也会出于销售方面的顾虑，不愿进行宣传”，但他们均表示，土壤修复“非常有限”。
中国尚未制定土地污染防治法对此进行强制性要求，甚至中国至今还没有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修复、验收等各方面的标准。
尽管中国早在2003年就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但也不能有效过滤毒地。因该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不包含用地的历史情况调查。
至今，中国在国家层面仅有两个关于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文件，也都只有原则性规定，无实施细则和惩处规定等，故无实际强制性。
原文刊于12月22日《南方周末》
鲍小东《南方周末》记者
张馨苑 ：《南方周末》实习生
图片来源：webf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