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没有畏惧过大型工程。长城、大运河还有现在的三峡大坝都证明了中国对巨型工程的征服欲，这种追求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很多印度人认为中国一定会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入北方缺水城市，由此看来，这样的想法也不足为奇了。如果真的实现，这会是一项极为宏伟的工程：雅鲁藏布江的水会跨过萨尔温江（译者注：中国境内被称为“怒江”）, 湄公河和喜怒无常的长江这三条主要河流上游，来个真正的“三级跳”。
即使这个要求精准的工程能够完美实施，雅鲁藏布江未被蒸发的水仍需要在经过抽抽放放等过程之后通过一整套水渠、沟渠和纵横交错的管道，才能被输送到北京，从自来水管里流出来。
可以理解，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的工程完全不可能实现。但是，谁能信心十足地保证，极度干渴的中国能放弃这个宏伟的水梦想？
中国官方宣布开展“南水北调工程”，该工程名副其实，每年将把3.8亿到4.8亿立方米的南方河水调入北方地区。但是，对于跨界河流来说，这样雄心勃勃的水分流计划也一样可行吗？
中国最主要的跨界河之一雅鲁藏布江流出中国后，进入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在阿萨姆峡谷展开，成为印度“移动的海洋”——波澜壮阔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这些河流进入孟加拉国后被称为贾木纳河，之后汇入瓜伦多卡德附近的恒河。
前后穿越三个国家的河流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例如，任何一方拦截河流的举动都会惊起政治涟漪，使边境进入紧张状态。此外，人们对这条支流众多，分叉点不计其数的错综复杂河流王国还知之甚少。
另外，人们还没有从环境网络的角度仔细研究过雅鲁藏布-布拉马普特拉-贾木纳河流系统广袤多样的生态位和水文状况。讽刺的是，对于河流植物群、动物群以及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缺乏了解，并没有让那些琢磨着在该地区水安全问题上大做文章的人收敛一点。总之，在这件事上，无知者无畏，所有的火力都转向了确定水量的问题，争论激烈。
换句话说，雅鲁藏布-布拉马普特拉-贾木纳河流系统的环境质量被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条河流仅剩流量，成了数字、平均数和统计数据。
这里涉及印度外交家和非传统安全战略家们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水困境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协商的结果简化到只是争论哪个国家应该得到多少水，这场博弈就有可能因一步错而全盘皆输。
迄今，印度方面似乎在着重强调两点：建立一个针对雅鲁藏布-布拉马普特拉流域可行水电工程的“利益共享”对话机制，以及建立共同的水文数据交换模式。
但是，这一战略过于希冀于中印双方的互惠友好的态度。另外，中国对水电站的迫切需求和热切的建设愿望根本无法促进区域合作。同样，即使水文数据透明公开，也只能在一星半点的无法量化的因素中解读。
最为讽刺的是，这些水资源分配的计划即使最终定为协议，能仅仅作为中印之间的特别约定存在吗？换句话说，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协议可以防止对现有水资源条约的过度诠释吗？或者，协议会不会严重干扰其它对该地区跨界河问题进行的小心谨慎讨论？毕竟，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与巴基斯坦签订的《印度河水条约》和90年代与孟加拉签订的《恒河水条约》这两大条约中都占据了上风。
占据了上风水文数据测量方面享有不言自明的好处，而且这种地理优势可以被带入任何谈判中。但是，很明显，在雅鲁藏布江问题上，印度处于劣势，在与中国就水资源问题谈判将会使印度谈判者陷入困境，从最基本的角度说，此议题也完全缺乏可参考的历史先例。
换句话说，印度方面需要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最重要的是，这套体系要以完全不同的水文概念和分类来建构全新的讨论架构。
有意思的是，开辟一条新路要比和复杂艰涩、永无止境的水文数据较劲要轻松得多。自上世纪90年代起，很多人文学科研究方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水资源成了研究的中心议题。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出版物转变了我们对水治理和水文控制的看法。
2010年的《自然》杂志提出，急需找到一个“综合水资源方案”，在人类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事实上，只有水力和河流环境多样性可持续，人类的消费需求才能长期得到满足。
印度的水资源谈判者需要推进这项全新研究的开展。纠缠于十九世纪的量化水文学和二十世纪的大坝建设是不思进取，注定会失败。
如果印度谈判专家们能够不单纯地将重点放在水流的数据上，而是一方面关注水力多样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关注社会和居民生活对水资源的复杂依赖关系，将会是有力的谈判角度。
卢罕·德苏扎是尼赫鲁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的副教授
翻译：索瑞娅
本文2012年1月1日首发于Hindu Businessline。本站经授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