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30岁的冯洁得知自己获得2011年度中国最佳环境记者奖时，她下意识的反应是“哇哦！”，然后想起了一位瑞典记者朋友的“羡慕”。在她生活的北欧城市，一条街的PM2.5超标就足够记者们忙上一阵子了。而在中国，小范围的空气污染根本不算新闻——中国的环境记者、编辑们都是些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们有太多的大故事可写。
最佳环境报道奖由中外对话和英国《卫报》于2010年初设立，旨在响应中国新兴的环境报道领域，鼓励成长中的环境记者群体，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该奖项于今年首次设立年度最佳环境记者奖，冯洁女士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翻看每年的入围作品，几乎可以为当年的中国环境问题做副拼图。那些调查最深入、影响最广泛的报道，往往对应着问题最严重的领域。
比如，令冯洁赢得“最佳记者”的三篇（系列）入围作品，分别涉及海上石油开采（《渤海溢油》系列报道）、危害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我为祖国测空气》）和大城市严重缺水（《华北城市供水危机迫在眉睫：要南水北调，还是要海水淡化？》），恰好对应着中国环境领域的几个关键词：溢油、灰霾和缺水。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居民们都生活在“中国标准下的健康空气和美国标准下的不健康空气”中。当人们被呛得躲在屋里出不了门时，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仍是良好。
由于官方和民间感受一如既往地缺乏共鸣，冯洁撰写的《我为祖国测空气》，首次把目光投向了环保NGO和市民。他们自购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通过网络发布自测结果。
这篇报道引发了网络转载热潮，直接推动了民间自测行动在多个城市的展开。而因担心新标准毁掉过去环保成绩而犹豫不决的政府部门，最终将PM2.5列入了国家标准，决定告诉公众真实的空气质量状况。
《我为祖国测空气》和其他媒体关于PM2.5的大量报道，可以被视作中国公民和舆论推动政策改变的又一个成功案例。
2011年，渤海溢油称得上是中国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环境事件。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田连发两起溢油事故后，小道消息开始在论坛和微博上流传，而作业方美国康菲石油、合作方中海油及海上石油开发监管部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保持沉默。
2011年6月30日，溢油发生数天后，冯洁奔赴事发地，向国家海洋局、中海油及地方政府的多位“内部人士”反复求证，率先打破沉默，披露了溢油事故。
这个被隐瞒太久的事故，立刻引爆了舆论，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有大量版面、节目时段留给“渤海溢油”。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首次海上溢油，却是第一起被公开的同类事故。不过，冯洁和她供职的《南方周末》并不满足于充当“引爆者”的角色。尽管26年以来，拥有近千万读者的《南方周末》正是凭借揭露一个个内幕而成为中国最受尊敬的报纸。
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冯洁和她的同行持续追问着溢油的真实原因、溢油的规模和环境影响。
当一些媒体的报道情绪化地指责美国企业作恶、中国石油巨头推卸责任、中国政府不作为时，冯洁的四篇系列报道始终基于大量专业知识和调查得来的事实，而非情绪。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果——早于官方机构两个月，《南方周末》的报道已经通过大量采访将矛头直指“人为操作导致地层压力过大”。
因为客观、冷静的报道，渤海溢油系列赢得了多方尊重，其中包括被批评者。这些尊重和信任为追踪报道提供了便利，当事各方配合采访，甚至给予优先权——在2011年7月5日国家海洋局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前，冯洁已经采访到了海洋局的核心官员。
“每次我的编辑都会问我采到了什么重量级人物、拿到了什么事实，”冯洁说，“我们都认为，拥抱公众情绪当然没错，但只有无限逼近核心信源，才能满足读者对真相的渴望。
冯洁是宁夏固原人。固原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城市，这里一直是中国贫困地区的代名词，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在缺水的地区，靠收集雨雪水或驴车拉水生存。冯洁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技术工人，她和姐姐在边远小城撒野般长大。她的父母鼓励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少干涉，当然，也因为干涉无效。2000年，冯洁以固原市文科第一名、宁夏全省前十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后来她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在接受了六年新闻教育后，2006年，她进入《中国经济导报》（China Economic Herald）。
这一年，中国政府首次把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作为强制目标，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新能源目标变得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风电装机容量当年就增加了一倍。
《中国经济导报》是一份由国家发改委（NDRC）主管的严肃经济类报纸。体制内的工作经验，帮助冯洁了解了官员们的逻辑。她在那个阶段认识了一些官方的朋友，他们信任她，愿意和她分享一些内部信息。与官方人士的良好沟通，也帮助她在渤海溢油事件采访突破。
在通过中海油的内部人士证实溢油确有其事后，新闻的“5个W” （what,who,when,where,why） 却仍未揭开。直到截稿前的最后一小时，一位内部人士终于被说服，将事故时间、事发地点和溢油规模等和盘托出。
为了反复验证，在首篇报道刊发前，冯洁甚至闯入国家海洋局一位主管司长的办公室。奇怪的是，这种“不礼貌”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反感，在她离开后半小时内，一个来自国家海洋局的电话通知她说，“我们决定在7月初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官方首次向媒体正式表态。
然而，这个故事没能有个美好结局。2011年2月，中国的春节期间，当被油污所困的养殖户等待起诉石油公司的立案结果时，中国的农业部却和康菲石油公司默默签订了10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赔偿计划。
这个计划一出，受害养殖户法律诉讼的渠道受阻，而康菲原本承诺的赔偿、环境两个基金顿成空头支票。冯洁追踪此事的《渤海溢油10亿赔偿金出炉记》，也因一纸禁令未能出街。
被最佳环境报道奖的评委们选中的，还有一个关于中国大城市水危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海水淡化和中国著名的大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关系微妙，因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两种供水路线成本之争的背后，再现部门利益。而最终的结果，是北京承受干渴难耐的后果。
今天的中国环境记者们，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业判断，开始有意识地专注于某一个环境领域，比如气候变化与能源、生物多样性等。但很难否认，大量的报道还是跟着突发事件走，特别是恶劣的污染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对每年的环境报道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大量的报道集中于水电站的环境影响，或某一个化工厂对河流和周边居民的毒害。
而2011年中国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开始出现了新的苗头，从关注局部污染、一条河的命运，到关注危害所有人的肮脏空气和缺水。从对突发事件的临时主义，到对污染状况的持续表达。面对自己报道的各种污染、环境伤害，冯洁说： “这似乎是中国环境记者的‘黄金时代’，但我不喜欢这个污染的年代。”
刘原，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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