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频发的环境公共事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认为：对此需持有更谨慎的心态，而不是单纯的欢欣鼓舞。
中国近年来的变化是多元形态的，环境质量在改变，人的意识、需求也在急速变化。在有些地区，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收入和产业结构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人们的意识已经要求更高的生活条件和精神满足了。美国当年环境运动兴起的时候，工业化已经接近完成，产业开始对外转移了。这个过程对美国非常重要——转移了低端产业、获取了利润，同时也保护了环境。中国是无法模仿这个过程的，必须发挥创造性的智慧，应对目前的问题。
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差异，环境运动在中国和美国，一定程度上有不可比的一面。我们已经熟悉的关键要素——立法、侵权、政治体制改革、民间NGO的作用等等，都是美国经验。而中国的决策现实是另一套逻辑。要说决策完全不民主？可是一次群众上街之后、问题解决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听证-讨论-修改的过程，甚至用不了三天五天，而且是最广泛的参与。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决策，但它的代价太大。
那么，这样的环境决策到底合理不合理？有效还是无效？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成本还会继续增加，事实上，政府已经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风险将以百亿计。
目前中国的环境运动中，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是对公共性边界的识别。已经出现的群体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关心自己家门口的事情，但对距离稍远的事情，就明显缺乏基于公共性的关注。比如渤海溢油，表面看起来主要跟当地渔民的利益相关，就不曾激起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的明显反应。但事实上海域环境是天然具有公共属性的，近海海域的环境危机，对其大陆板块的居民是必定有影响的。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美国，BP就要支付100亿美元的代价；而在中国，肇事企业承受的公共舆论压力，就显得轻了很多。10亿人民币就可以解决问题，相关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就没能得到有效提高。
中国目前依然有70%以上的电力靠燃煤供给。煤矿每年吞噬数以千计的矿工生命，目前每个伤亡者只赔偿20万人民币，这些现象，都还没有激起中国公众的更强反应。如果按照美国的赔偿标准，很多煤矿都将无以为继，煤炭价格和能源成本都将相应提高。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今天已经不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开设垃圾焚烧厂、或者上马化工项目，但在其意识中，煤矿死人和自己的关系依然不大，渤海溢油和自己的关系依然不大。以现代公共理性为标杆，这样的心理依然显得短视和狭窄。
所以，环境人士特别需要对目前中国的环境运动有个清醒的认识，依然需要长期的工作，让公众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以现代公共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而不是看到有人上街就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