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或者说新兴的“中产阶级”)绝少游行示威。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几乎全通过手指击打键盘来发泄。但过去5年间，时代似乎变了，人们开始走上街头。
2012年，宁波、什邡、启东连续发生群体性抗议事件。再往前回溯5年，各地亦抗议不绝：大连市民反对PX化工厂、各地反对垃圾焚烧厂、厦门市民“散步”反对PX化工厂、上海市民因反对高铁而上街“购物”、北京六里屯居民因反对垃圾焚烧厂而包围环保总局。市民不但敢于上街，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此伏彼起。
不仅如此，冲突也一再升级。2012年以前的各次事件，官民双方还算克制，但2012年以来，市民与政府、警察频发冲突，引起社会骚乱。
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2011年，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这样说。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认为，“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三驾马车。”
市民为何敢于上街？
中国城市发生的动荡，首要因素是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伤害与恐惧。但中国人有很多不满，包括对对腐败和贫富分化，为什么只有环境问题才令市民大规模走上街头？
原因有三：一，环境污染已触及市民底线，威胁到健康和生命。一个人可以安于附近的企业家比自己富一万倍，但无法容忍孩子因这个企业的污染而得病。
二，环境维权跟政治无关，不挑战现行体制的权威，市民不必顾虑被扣政治帽子。
三，环境问题与“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不同，它的影响范围更大，一个大型化工厂可影响一百万人，当数万、数十万人有共识时，就很有可能突破孤单个体的恐惧，共同走上街头。
环保部门不作为是冲突升级重要原因
但环境污染由来已久，为什么只有近年来才引发剧烈冲突？
政府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是重要原因。
环保官员和部分研究者喜欢提到，这些大规模骚乱事件的主因并非环境问题。比如四川什邡宏达钼铜矿技术并不落后，主要问题是这一大项目将替代许多污染严重的小型钼铜矿企业。这些企业主的不满，是导致公众走上街上的原因之一。而宁波的骚乱，是因镇海区村民对拆迁补偿不满，他们运用“环保”名义，成功动员了宁波市民上街抗议。
这些说法也有道理，骚乱的起因是利益冲突，而利益冲突多种多样，并非限于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借口。中央政府的环保部并不能代替地方政府的职责。
但这同样不能成为环保部门“与我无干”的借口。目前来看，环保部门喜欢“与我无干”这种论调，比如一位环保部的官员在十八大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几起群体性事件，他首先说出现一些环境问题，“这是规律”，然后总结了四个原因：“一是未批先建，二是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三是也有所在地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四是有关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法律不健全、机制不健全。”总之，在他看来，除了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这些因环境之名而发生的社会骚乱，似乎跟环保部没什么关系。
但不如如何，所有这些冲突都因“环境”之名出现，如果环境问题处理妥当，也许会出现小规模冲突，但绝不会引发众多市民参与的大规模抗议。
环保部门可为解决冲突发挥关键作用
但环保部门在控制社会冲突风险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在2007年厦门PX事件中，同样有其他利益冲突的隐情，比如PX工厂所在区域的房地产商和业主，为了防止地产因工厂而跌价，以环保之名鼓动厦门人抗议。在这一点上，厦门PX事件与2012年骚乱事件并无二致。但事件的发展却大相径庭，厦门PX后来较为和谐地解决，而后者以引发冲突而收场。原因何在？因为在厦门PX事件进行中间，环部部门及时介入，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2007年6月7日早上，当厦门市民与政府对峙之时，当时的环保总局及时做出反应，宣布将立即对厦门市全区域进行规划环评。环保总局希望厦门市政府参考规划环评结论对现有规划进行合理调整，尽可能改变现有化工区紧邻居民区的局面。
这一声明立即引发正面效应，在没有发生冲突的前提下，这一项目取消。
尽管环保部门权力不大，但它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在环境事务上的态度。当发生官民冲突时，地方官员习惯将维权者以刁民、闹事者、煽动者对待，倾向于强力压制。而环保部门出面，及时解除了冲突的可能，因为环保部门代表了中央政府的态度，地方政府不可能逆势而为，一意孤行。同时，环保总局的及时出面，也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民望。
环保部门在最近5年中无所作为
当然，不可能要求环保部门完全为骚乱负责，而环保部门介入以解决冲突，也并非只有出面发表声明这一条路子。厦门PX案例只是说明，环保部门完全可以在解决或预防环境骚乱中发挥作用。
但在其后的群体性事件中，最显著的就是2012年骚乱中，环保部一声不吭，毫不作为，并在事后试图撇清关系。
环保部门的不作为并不仅于此。过去的5年，是中国环境恶化严重的5年，也是环保部门鲜有作为的5年。公众知情、公众参与是解决冲突的核心方案，在5年之前，环保部门已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制订《环保信息公开条例》，以保证公民的环境知情权与参与权。如果这些办法得到实施，就不可能出现环境抗议事件。但不知何故，在最近5年间，这些办法仍只是条文。
在5年之前，环保总局掀起一次次环保风暴，打击违法大公司，包括最大的电力集团；实施区域限批，对违法的地方政府，在整改之前不批准新项目；叫停圆明园违法工程，并召开史无前例的公开听证会，使之成为公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典型；研究规划环评法规，积极研究绿色GDP，希望解决中国GDP崇拜问题。但在最近的5年间，类似举措不见踪影。
更加奇怪的是，环保部放松环评审批，令全国、特别是西部生态脆弱区的大型工程畅行无阻。而不顾环境与社会影响、蔑视公众参与的大型工程，正是发生社会骚乱的根源。
中国政府环保部门很小，但环境事务兹事体大，不但关系到健康、生命、社会公平，现在更关系到动荡风险。一个环境问题可引发城市骚乱，举国不宁。是否能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也未可知。因此，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应以大局观看待环境问题与自己的环保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