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终于下定决心对空气污染开刀了。上周，市政府宣布要大规模投入资金，集中整治环境顽疾。这是三月份“两会”的一项紧急后续行动。在两会上，北京著名的空气污染问题（被媒体称为“末日空气”）成为每个人都在谈论的热点话题。
据媒体报道，北京进行的上述环境整治行动，将在未来三年中投入1000亿元用于大气质量、污水等突出问题的治理。北京还将开始执行其《2013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了各种治理措施，旨在本年中至少实现北京大气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平均下降2%。
尽管制定了如此宏伟的计划，但新政策恐怕还只能算是饮鸩止渴，没能触及北京空气污染的症结所在。。如果不能遏制区域煤炭消耗的增长势头，北京采取什么空气污染治理行动也于事无补。然而，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北京市政府的管辖范围，需要邻近省市的共同努力。
无论官方统计还是科学评估，都表明燃煤是与PM2.5相关的三种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一次颗粒物的最大来源。所谓PM2.5，指的是半径小于2.5微米的细微颗粒，这是近两年中国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核心。
此外，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具有区域性和跨境性。根据《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成果，北京PM2.5中平均39%的成分来自外地排放源。同项研究还发现，如果北京持续刮南风，也就是处于河北和山东的下风口的话，非本地产生的空气传播污染物将占北京PM2.5的五到七成。
需要制定区域煤耗上限
只要浏览一下中国的能源统计年鉴，就会发现北京周边省份的煤炭依赖有多么严重。2011年，山东、河北两省共消费了7亿吨煤炭，在中国省级行政区中分别名列第一和第四。两省各自的煤炭消费量都超过了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加起来则超过印度。如果换一种算法，北京市周边600公里区域内的煤炭消费量已经比整个美国都要多。
由于河北省巨大的能源消费规模，京津冀地区亟需对煤炭使用进行控制，在区域层面上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河北省的煤炭消费量占到京津冀地区的80%，河北同时占到京津冀地区三大主要污染物排放的77%到90%。
就算北京能够立刻实现其提出的1500万吨年煤炭消耗上限（也就是说立即削减燃煤700万吨左右），但在河北省庞大的煤耗面前，北京的举措也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河北不采取行动，北京市长王安顺立下的“军令状”恐怕只是无法治本之策。
还有一件事可能更加令人担忧。尽管北京已经成功实现了自身的迅速减排，但来自山东、河北的污染在2011年大幅增加。2005年到2010年期间，由于开始执行火电厂二氧化硫污染控制标准，这两省的排放曾经一度下降，但随后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根据最近的统计，2011年河北的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了15%，山东更是猛增19%。
这背后“难以忽视的真相”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排放强度进步根本挡不住煤炭消费增长速度的抵消作用。未来几年中，要在燃煤电厂排放控制技术上取得成就会越来越难，代价也会越来越大，因为在技术层面容易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强有力的煤炭消耗上限不仅是北京需要的，周边省份也必须立即执行。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河北、山东两省采取相应措施。另外，被提议已久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迄今为止也没有看到任何实质进展或者公开的执行时间表。
日益严重的健康隐忧
采取政策行动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有限。绿色和平组织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去年严重的PM2.5污染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这四大城市造成了8572例早死和 10.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的另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PM2.5在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120万人。
更糟糕的是，根据2008年到2012年北京空气中颗粒物浓度的下降速度，以及目前政策努力的情况，北京要到2031年才能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这意味着北京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更要花上近二十年的时间，因为目前的中国国家标准低于国际标准。
评论家们已经为中国提出了可行的消除煤炭路线图。德意志银行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空气污染，只能采取“重拳出击”方式。目前中国对2013到2017年煤炭消耗年增长速度的预期是4%，报告建议中国将这个数字砍半，而且在之后的2017年到2030年，还要将煤炭消耗再减少22%。德意志银行还呼吁未来18年将中国的煤炭相关排放减少70%。
中国的决策者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不惜一切代价、忽视人们健康、不可持续的GDP增长道路，；另一条是更加绿色、更加清洁，通过对新能源的明智投资来支持增长，用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实践来引导增长的道路。正如中国著名的呼吸系统疾病专家钟南山上个月在两会上直言不讳提出的：“是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