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的空气质量，正让中国政府压力巨大。
2013年6月，一位地方环保厅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实施细则正在制定之中，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古六省市，中央政府将对其未来五年PM2.5的年均浓度下降幅度提出具体要求，明确各地控制煤炭消费的具体计划。这一幅度大大提高，有的甚至是 2012年底刚刚制定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设定目标的几倍。
面对这一要求，北京显示出信心。而在接到2017年净削减1亿吨煤耗的目标之后，河北省政府向环保部提出商榷，恳请将目标降低到折合3500万吨原煤。
围绕控煤目标，一场中央和地方的拉锯博弈，正在展开。
北京的底气
“（在上述细则中）省会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的削减幅度，往往比全省高出5%-10%。”一位熟悉环保部的专家说。
“在实施细则的讨论过程中，国家希望北京2017年煤炭消费总量比2012年减少1000万吨，也就是说达到1300万吨左右，但北京提出自己可以努力将煤炭总量控制在1000万吨以下。”上述环保专家对记者介绍。
北京市在2011年就提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2012年又提出将“十二五”煤炭总量由此前确定的2000万吨，进一步削减至1500万吨。
北京敢于提出更高的控煤目标，是有底气的。四条陕京天然气管道，确保北京人用上了来自西北的天然气，解决能源供应和冬季供暖。北京也是全国机动车排放和燃油清洁性标准最高的城市之一。历经多年努力，北京已经迁出了原有的主要高耗能产业、基本完成了天然气替代燃煤发电，然而凭借这些，既无法克服不断激增的机动车排放，也不能在华北这个空气质量重灾区中独善其身，在2013年初，依然陷入严重灰霾。
正是因为已经意识到：靠相互割裂的行政区划，大气污染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根治，本轮压缩煤炭能耗的力度，才如此明确地集中施加给华北各省市。
“邻居”的讨价还价
但北京的“邻居”，有与首都截然不同的苦衷。
环保部就大气污染防治计划草案向河北省征求意见，提出的目标是到2017年底，煤炭消费量比2010年净削减1亿吨（原煤）。
根据河北经济统计年鉴数据，2010年当地煤炭消费折合原煤3.5亿吨。在此基础上缩减1亿吨，意味着河北煤炭消费量要回到2005年以前的水平（约合2.56亿吨）。
然而在2012年，河北已经消耗了3.89亿吨的煤炭，逼近4亿吨大关。
河北省政府专门向环保部门发函：提出考虑到河北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恳请将净削减煤炭消费量调整为2500万吨标煤，折合3500万吨原煤，也就是将2017年的煤炭消费量控制目标定在3.15亿吨左右。
较之此前河北省环保厅编制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目前这个“讨价还价”条件，已经更为进取。上述实施方案给出的2017年削减目标是3.49亿吨左右。
就产业结构而言，北京的第三产业在2012年占到了全年GDP的76.4%。而一出北京城，华北城乡随处可见的，是典型的工业化中期景象：五金、机修、土建、冶炼俯拾皆是，支撑着各级地方经济，也支撑着就业。
河北是中国的钢铁大省，铁矿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二位。21世纪初以来，生铁、钢产量及经济指标连年位居全国首位，多年保持了超过30%的增速。钢铁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除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短期居于15%以下，其后一路上扬，整个产业链产值占河北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早在2003年，河北省钢铁产业直接就业人数就超过30万，整个产业链就业人数超过100万。
河北省的支柱产业，一直是钢铁、纺织、电力等重型工业。近十年来，煤炭消费量占其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一直在90%左右。同一时期，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高达0.7左右，大量耗煤成为必然。
所以，在2013年5月环保部发布的全国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成绩单”上，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低于全国32.7个百分点，重度污染以上天次高于全国6.5个百分点，丝毫不奇怪。
2013年3月，环保部发现河北省60%的运行企业存在环保问题，80%的企业生产废水违规排放。与北京紧邻的文安县两公司成为处罚典型。随后，文安县县长被免职，文安县所在的廊坊市发改委主任等人被予以处分。
《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提出：用5-8年时间，将钢铁产能从目前的2.86亿吨压减到2亿吨。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消减1亿吨左右的钢铁产量，这部分银行贷款就有2900亿，再加上就业问题，可能政府补贴成本太大。“现在要求大气质量好转难度大，可能2020年后好一点。”骆建华说。
根据目前为止的公开报道，中央政府对天津提出的2017年煤炭消费总量是2012年基础上减少1000万吨，山东的2017年削减目标是2012年基础上的2000万吨，这意味着届时山东省总煤耗要比原规划减少8000万吨。
可以确知的是：每一个数字的压缩，都将伴随着艰难的博弈和拉锯，尽管空气保卫战已将华北逼上不归路。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认为，现在各级政府和公众越来越重视和支持大气污染治理了，这是一件好事情。可他最担心的是，“一旦加大环保的监管力度，依然采用传统的做法，关闭的企业太多，就会加大社会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