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和武汉的水污染丑闻将中国的城市自来水供应推上了风口浪尖，但一位从事饮用水研究的资深学者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饮用水危机更为严重。
“尽管城市自来水时有突发水质事件，但总的来说还是安全的。说到饮用水危机，真正的危机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长赵飞虹如是说。“偏远的农村地区一般没有自来水供应，而且人们的用水也基本没有处理条件，农药、粪便、居民生活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都可能对其水源造成污染。”
尽管中国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但据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说，仍有1.1亿农村居民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农村安全饮用水的问题受到了高层的重视，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了为6000万农村居民净化饮水的目标，政府还承诺在2015年年底全部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
然而，中国就连为其城市人口提供安全饮水的能力近年来都屡遭质疑。兰州和武汉的污染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全国范围内的饮用水危机有了新的警醒。
四月下旬，武汉主要水源——汉江被发现氨氮超标，导致该市30多万居民的供水被切断。此前不久，兰州自来水发现有毒化学物苯严重超标，致使该市供水被断整整三天。
此类事件引起了公众对自来水质问题的高度关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后，《中国青年报》进行了一次在线调查，结果显示近78%的受访者担心身边的自来水安全，90.4%的受访者直言目前他们没有渠道获得自来水水质信息。
人们的抱怨不无道理。目前中国仅有113个城市的饮用水质数据是可以公开获取，其他成千上万的城市、城镇和乡村的人们对于他们的日常用水水质一无所知。《南方都市报》指出，这种公共数据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公众监督的缺位，限制了中国改善饮水质量的能力。
赵飞虹说：“当饮用水污染的突发事件发生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容易造成恐慌或者漠视。只有当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强了，突发事件才能得到政府等相关部门的重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不举，官不究’。”
更多的污染丑闻可能发生
清华大学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刘文君一直呼吁进行水资源保护和污染控制，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如果政府不能遏止污染行为的话，中国水危机将会频发。
类似的警告早就有人提出。“供水源水污染严重，供水设施陈旧，供水安全压力迅速加大。”早在2009年，同样来自清华大学的水务专家傅涛在《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就表示，中国“即将进入水质事故高发期”。
傅涛的担忧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中国国土资源部4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从全国203个地级市收集的地下水样本中有近六成的质量为“较差”或“极差”。其中中国首都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这一数字超过七成。《经济参考报》引用的官方统计显示，过去数年中，每年记录在案的水污染相关案例超过1700件。近期环境部发布的一项污染暴露研究表明，全国近2.8亿人在喝着不安全的饮用水。
然而无论中国政府是要为农村人口提供安全的饮水，还是改善城市居民的自来水质量，财政投入都将是数以百千亿计的。官方数据表明，从2005年到2012年，中国在饮用水安全项目上的花费约为1800亿元。此外，中国还承诺在“十二五”期间投资465亿元用于水厂改造。
政府将减轻财政负担的希望寄托在水价改革和水务事业市场化上，但兰州的苯污染事件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这一战略。
“不少地方政府将公营事业改革片面理解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民营化,以为在改革后政府便可‘袖手旁观’‘一切靠市场’。殊不知,缺乏法律制度建设及责任监督机制跟进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可能比公营更容易出现严重问题,”《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评论中如是说。
赵飞虹同样担心中国在未来应对水质挑战时过度依赖市场机制，她说：“就个人而言，我不赞同我们水务改革的现有方向。我们每个家庭所用的水量，属于钢性消费，不会因为提价而减少或不用自来水。我国自来水的问题在于水源水的污染程度的增加，遏制污染是我们首要的任务。提价和私有化无法解决我们的水质问题，通过提价增加的收入是否均用于自来水设备、工艺和管道等方面？例如兰州自来水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很多都被用作行政费和收益等方面，而非用于设备升级改造。
“自来水是公益事业，为公众提供安全的饮水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政府不应该将责任转嫁。”
译者：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