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珀蒂尔（以下简称珀）：你的《汤姆斯河》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揭示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把大量工作委托给了污染者自身，从自愿排放报告到进行毒理学检测。管理机构真的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来保护我们吗？
丹·费金（以下简称费）：我想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对EPA抱有一些巨大的误解，把它当作一个“白大褂”机构，以为这里会进行大量的检测。实际上，这个工作几乎都是由人们所说的“被管理者”来做的，即排放者自身及它们雇用的实验室。
这就是我们美国的行事方法，因为我们在公共领域的投入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扣除通货膨胀因素，EPA的预算和70年代一样少，甚至比那时还少。
第二个巨大误解是人们以为EPA有很大的强制权力，就像某种“超级警察”似的。但凡和EPA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种想法有多傻。总的来说，EPA的本质就是让一群相对很少的人去干一大堆的工作，还要尽其所能地干好，但实际上却干得不是那么好。简而言之，EPA就是个架子机构。但这不是它本身的错，而是决策者的问题，他们让EPA用那么少一点预算去做那么多事情。
珀：美国这样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相比怎么样？
费：一些北欧国家在管理部门的资金上比美国好得多。它们没有像美国这样被政治瘫痪所困，法规也远比我们灵活，能够反映出当前情况。
而在美国，我们还在忙着消除40年前制定的法规。我们的法律与现今的时代严重脱节，所以我们非但不能管控应该得到管控的风险，而且就连管控的方式也是无声的、低效的，成本却是不必要地高昂。
如此看来，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以一种我们绝难具备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是培养环境意识，我从多个角度看到了中国的这一动向。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正在非常适时地意识到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环境问题，他们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况。
珀：2007年访华的时候，你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费：在中国看到的对于环境卫生的关心度让我深受打击。看到实地人们所受的环境威胁，再看见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的“鸵鸟”态度，工业化的危险并没有得到切实处理，这让我深感忧虑。根据我读到的资料，从那之后中国的污染问题有所增加，但同时中国人改善环境的决心也在增强。
珀：如果把今天的中国和五十年前的美国做个比较，你会得到什么结论？
费：有一些类似之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当然，对于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标准（至少在短期内衡量）的渴望在汤姆斯河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中国也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体现人类本性的情境：高速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长期成本，但也带来了短期收益。
但二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互联网的存在。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国家，信息分享的能力也是无处不在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它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尽管国家掌控的媒体很难报道像癌症村这样的事情，但个人博客并不会受到同样的限制，所以它们能够切实发挥重要作用。
珀：你发现政府对环境危机反应中的变化了吗？
费：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是承认存在（环境）问题。我确实认为中央政府已经走出了否认阶段，开始重视环境，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无法视而不见。就我看到的资料而言，中央政府的这个变化还没有影响到省级和地方政府，它们还在走着生产目标和快速增长高于一切的老路。既注重工业化带来的收益又要正视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似乎还未真正成为共产党内激励制度的一部分。但是，至少人们已经有了对于环境问题的公共认知。
珀：你对全球环境未来最关切的是什么？
费：毒物问题正与能源发生直接联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毒物问题上犯过的错误正在人为全球变暖上重演。我们必须承认两者的相同性：和我在《汤姆斯河》中指出的一样，我们用短期的增长换来了长期的危险。在能源体系去碳化问题上，我们同样面临着不顾长期后果的问题。
一场脱离化石燃料的痛苦转型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都将面临极端的紊乱。化石能源通过非常复杂的方式影响人类健康。它是今天大多数问题性有机和人造分子的根源。我们拖得越久，痛苦就越大，当转型到来的时候就越致命。
珀：汤姆斯河如今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费：汤姆斯河的空气和水已经比大多数城市地区都要安全了，因为那里的环境质量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关注。汤姆斯河成了一个完美的宜居地，证据很清楚，就是儿童癌症病例数已经不再异常了。
不可避免地，人们看了这本书会认为那是一个“别处”的问题，在“本处”不会发生。但这决不是我想看到的。我写《汤姆斯河》这本书，就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环境风险无处不在，我们的反应不应该只是看到表面然后变得疑神疑鬼。我们应该对什么是环境风险以及如何应对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个人充分掌握信息，再进一步，我们需要共同想出一种完善的风险评估方法，制订出共同的风险降低策略。而要做到这些，我们还需要坚定的政府。
注：丹·费金的《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一书获2014年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
译者：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