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辆庞大的超级马车，行驶600多年后，“中国汞都”贵州万山的汞矿戛然而止。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被宣布政策性关闭。
作为曾经国内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汞矿曾承载万山特区疾驰，给万山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悠久的工业闻名，并将其推向“小香港”、“小深圳”的繁荣巅峰。
此后，为了进一步整治汞矿给当地留下巨大的环境创伤。2009年3月，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11年初，万山特区政府开启了一场“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双转型艰难之旅。
3年后，早报记者来到这里，重新审视、打量这座转型中的城市，发现在这场转身中，仍有部分原贵州汞矿职工，正承受着企业关闭带来的困扰和创伤：离异、失业、吸毒、汞中毒、汞污染甚至死亡。
汞矿关闭后，55岁的黄亚平和其他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一样，开始在万山特区经营三轮车客运。
黄亚平说，这10余年里，三轮车的起步价从1元涨到了3元。汞矿关闭时，整个万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轮出租车，现在已增至246台。其中，有近一半左右的经营者身份是贵州汞矿前矿工。
2014年6月，黄亚平再婚了。这是他与前妻离婚10年后的又一场婚姻。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前夕，前妻与黄亚平离婚。那时，汞矿败象早显，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
这不是个例，电焊工曾丽娜也是离婚者之一。2001年汞矿关闭时，她和在下属安装公司工作的丈夫被买断工龄。之后，丈夫去临县做摩托车修理。她却因身体诸多不适，无法再工作了。
2009年，丈夫提出离婚。理由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负担越来越重。现在，曾丽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但钱太少，“根本不敢乱用”。
多位贵州汞矿的退休职工说，汞矿关闭后，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这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反差巨大。汞矿关闭后，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压力，让矿工们的腰杆不再像当年直了。而那些当年冲着过美好生活而嫁到汞矿的部分姑娘，正渐次离去。
这里像极了中国大多数县城在90年代初期的样子。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带之间，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晚上10点左右，街道就变得很冷清。
三轮车夫杨明轩说，竞争太激烈了，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到100元。三轮车客运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吸毒的失意群体
和黄亚平住同一社区的71岁老妇申玉珍，是矿工家属。
2001年，她36岁的大儿子姚本发在矿上当了8年冶炼工后，汞矿关闭，只领到1.9万元买断工龄安置费。第二年，失意落魄的姚本发开始吸食海洛因，1.9万元很快就被花光。他后来成为低保户，每月只有230元低保金。家里值钱的物什全都变成他的毒资。
三角岩是贵州汞矿工人的一个聚居地。汞矿关闭后，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后来，海洛因也开始进入这个社区。姚本发也是这个失意群体中的一员。
姚本发曾在戒掉毒瘾后，在万山找过工作，但对方说他吸过毒，名声不好，不愿聘他。他也曾拿着母亲给的1500元去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找工作，工厂招工的人都说他年纪太大，不愿录用他。
2004年，妻子吴某跟他离婚之后，他再一次开始吸毒，直到2013年12月6日被抓去万山戒毒所强制戒毒。
毒瘾越来越大时，有的吸毒者开始选择注射吸食海洛因。万山一位公务员说，曾有人因为过量注射而死亡，被人们发现时，尸体已开始腐烂。
“鞋穿重了就走不动”
1965年，袁仁纯开始在汞矿工作。1989年9月，他被查出汞中毒，鉴定为8级工伤‘后来被送去贵州汞矿技校附近的疗养院疗养。袁仁纯说，汞中毒后，走上坡路时双脚乏力，经常性头晕。
当年，贵州汞矿红火时，袁仁纯曾在五坑做过冶炼的大班班长。那时生产压力和工作强度都较大，他们与汞接触的频率很高。之前，贵州汞矿的冶炼一直采用土灶，回收率仅为50-60%，这意味着有40-50%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气中，汞蒸气浓度超过标准460倍。
另一位汞中毒者刘黑子，两年前已去世。
2011年，记者采访他时，这位79岁的矿工，正艰难地往嘴里扒饭粒，一双手不停地颤抖。导致他双手颤抖的，正是多年从事汞矿工作所带来的汞中毒。刘黑子行动迟缓，走路都不能穿厚重的鞋子。
在刘黑子的记忆中，他6岁开始接触汞。他的汞中毒是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时，他还在贵州汞矿五坑装罐。后来，矿上要求矿工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矿洞的逼仄空间里洗矿。作为党员，他因此成为了一名洗矿工人，一洗就是好几年。
1963年7月25日，贵州汞矿在对矿工做体检时发现，矿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患病率为6.6%。刘黑子正是这6.6%中的一名。24年后的1987年6月底，这个数字增加至274人。
他们仍在继续承受着手脚颤抖、易怒、烦躁和精神错乱等带来的痛苦和烦恼。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是锰污染”
在下场溪村，40岁的村民吴从玉，正坐在家里看管两个孩子。稻田里的秧苗长势不错。几个月后，这些成熟后的稻谷又将被卖给前来收购的外乡人。约7年前始，吴从玉家就再也没吃过自己种的大米。那年，他们家种出的稻谷上开始出现黑点，有的还是空壳。也是从那年开始，他们家稻田旁用来灌溉的河流开始变黑。
污染来自上游的万山镇。
2003年，在万山镇创建的万泰锰业，将生产中产生的废水从万山镇注入大水溪，一直流淌至吴从玉家门前的溪流。
2012年11月7日16时许，万泰锰业尾渣库底部导洪管破裂，库内锰渣随溪水排放至下溪河，造成下溪河污染。
从7年前开始，万泰锰业开始以每百斤稻谷80元的青苗费，补贴沿溪一带村民。到了2013年，这笔费用不再发放，官方给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后，这家企业已停止生产。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又是锰污染。”吴从玉无奈地摇摇头。
万山区环保局曾向《每日经济新闻》透露，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值汞含量1.5mg/kg作为对比值，下溪乡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78.5mg/kg，超标185.6倍。
吴从玉不知道，他们家稻田里的土壤何时才能变得安全。4、5年前，有贵阳的专家来他们这里取过污染的土壤样本去化验，但吴至今并未获知化验结果。
“中国汞都”的转型，在五年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2011年以来，万山启动了总面积30平方公里的“万山转型工业园区”，目前已入驻51家企业。2014年底，万山区政府将搬迁到铜仁市的谢桥新区，这里将成为铜仁市经济发展的“两翼”之一。
这两大转型之举，似乎没有给这些失去工作的矿工群体带来太多改变和欣喜。
本文原载于7月15日《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