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十二五”期间,规划设立了一系列“从水源到龙头” 的颇具野心的饮用水水质保障目标,涵盖水处理与供水系统。201 1年与2012年间,包括国务院、发改委、环保部、水利部、 住建部、卫生部在内的多个部委,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了共计近70 00亿元人民币(约1120亿美元)的投入。
远大目标
与这些规划同时进行的, 是随新国家饮用水标准出台而进行的全国饮用水水质提升与标准化运 动。2007年,新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2006)正式实施。 这项标准的出台实现了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因超越饮用水水质的现实国情,新标准直到2012年7月才正式 全面实施。政府期待,全国城市能在2015年达标。
2015年已至,我们距离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多远?
2010年,6亿多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城市公共供水服务,4亿多农 村居民也能使用干净饮水。 这主要归功于政府主导推动的供水和安全饮水项目。2011年至2 015年间,中国政府计划继续为2.98亿农村人口提供安全饮水 ,并将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由90%提升至95%。
水质疑虑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享受到公共供水服务,这点毋庸置疑, 但供水水质状况如何,并不明确。于2013年年中启动的“十二五 ”规划的中期评估或许能给出答案,但这些评估报告“涉密”, 暂未对外披露。
饮用水安全将是即将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规划》(也即“水十条 ”)的重要内容。在“水十条”将出之际, 中国水危机与中外对话试图对中国城市与农村供水的实际状况一探究 竟。结论显示,城市水质并非完全可靠,农村虽执行放宽标准, 却依旧面临达标挑战。
这份题为《中国饮水安全长征》的报告对水源保护、 水金融与水治理作出分析,预期将于本月下旬正式发布。
饮用水处于水链条的终端。这意味着,为实现饮用水水质的高标准, 需要整个供水链条中采取一系列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面配套标准、 政策法规与行动。在中国雄心勃勃的饮用水保障计划中, 已经纳入水源保护,并设立了2015年和2020年目标。
在水处理和管网问题上,中国政府采用“技术锁定”路线, 以高额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投入换取水质保障与供应安全。不过, 对于最直接影响终端饮用水水质的“二次供水”问题, 各地虽各有尝试,却还未找出完美解决方案。
总体成功
诸多接近部委层面水质数据信息的业内人士, 对中国饮用水水质状况做出了几乎一致的判断: 以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代表的大城市,水质安全“基 本没有问题”;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不平衡, 但总体有所改善;“三高”(高氟、高砷、高盐) 地区农村饮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集中式供水进展较快, 因污染导致的农村饮水改善工作正在推进。
在这幅关于中国安全饮水状况的图景中, 水质保障从城市向城镇不断扩散。但在现实中,因信息相对匮乏, 农村地区的情况尚处于迷雾之中。
业内人士描绘出了中国饮水安全的宏观状况,但在地方层面, 具体到每个城市、城镇、村庄,真实的水质状况并不清晰。 官方的水质信息披露有限,政府检测和监测数据秘而不宣。 供水企业虽有公布,但检测频次、公布指标数目、 用户体验等尚有改进空间。
地方忧虑
在这种背景下,民间社会对饮用水水质进行自行检测, 以获得水质数据。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报告涉及的29个大中城市中, 只有一半左右的居民饮用水抽检水样能够全部满足从新国标中选取的 20项抽检项目,一个城市甚至存在四项指标不合格。 这些零散的民间报告,虽不足以还原中国饮用水水质的全景, 却足已勾勒中国饮用水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在中国,由不安全饮水所带来的环境健康问题已经显现。 在一些地区,这种健康影响源自自然地质原因, 如因自然条件导致的饮水高砷、高氟、高盐; 另一些则是由人类活动和污染导致的。近年来, 多地饮用水中检测出持久性有机物(POPs)、 环境激素等有毒有害物质,引发广泛的公众担忧。 但因缺乏人群饮水途径暴露的健康风险研究, 这些化学物质还未被有效监控。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安全饮用水长征需要理清许多障碍。产权不清、 水价机制不明、市场机制不成熟、农村商业模式匮乏, 只是其中一些问题。 跨部门间的职能分散与重叠也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挑战。
针对“九龙治水”的现状,各界畅想改革政府管理系统。 一种可能方案是,建立一个跨部门的水管理和协调机制。此外, 还需要建立从国家到地方的饮用水质监控体系、 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水质保障技术体系、 监控预警和流域综合管理体系。报告建议,即将出台的“水十条”能 够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