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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试行环境审计以追究官员环境责任
新环保法实施近半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没有像期待的那样爆发性增长。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林燕梅同时是佛蒙特法学院副教授，与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合作多年，从2007年起就关注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在她看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成熟，还要再等3年。
据民政部的初步估算，全国符合公益诉讼资格要求的环境NGO大概有700多家，但这是估算，民政部也没有详细的名录。这700多家，我估计有超过八成是学会、产业协会、研究会等，做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防范的环境NGO非常少。
2007年到2013年间提起过环境公益诉讼的NGO只有4家，其中中华环保联合会的案件占了90%。
为什么没有案子？主要有四个原因：
2007-2014年间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一半以上的被告已经被追诉过刑事责任。这就很说明问题。如果不是已有更大的罪在身，想要通过民事环境诉讼告倒地方政府的纳税大户，非常难。
中外对话：在您看来，中国公益诉讼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林燕梅：中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体系，现在是处在一个有法律框架、但还没有建立起完善运作机制的阶段。
首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对于谁有资格提取诉讼的规定已经明确，但是对于要起诉谁，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最高院1月份出台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对“污染者”这个概念作出界定。
例如在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危险废物案件中，产生危险废物的制造企业、运输者、处理方和直接投放废物的企业和个人，谁应该承担责任，承担的是清除污染、短期修复、长期修复还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都不明确。
另外，是否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就是“污染者”，超标多少次才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可以根据“污染者”的违法成本来追诉其赔偿责任？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
大家都看好的泰州1.6亿赔偿案，是很难复制的特例。它的原告泰州环保联合会有官方背景，似乎专为该案件而成立；江苏省最高法院院长亲自担当主审法官；而涉案企业有很多，他们选择性地诉讼了6个。自然之友追加另外3个被告，就被否决了。而且判的1.6亿赔偿的60%支付至泰州市环保公益金专用账户，这笔款项如何使用也是一个大问题。
环境诉讼，要配合许多环境行政管理和司法制度改革来做，慢慢才能变成完善的机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3年。3年以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讼的案件会大量增加，NGO、律师和法院的能力会有提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经过3年的磨合会成熟起来。
中外对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林燕梅：最起码是先让人能够信任，像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那样。现在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就形成了一个信用体系。云南也有一些案例，不少信息不申请就不公开，或者申请也不给。但是一旦申请行政复议，他们就会公开，或者最少会给一个回复。
这是因为从信息持有机构到民间，大家都默认信息公开是必须的，不公开不合理。但是，公益诉讼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机制，现在亟需培养起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信任。现在环境案件有的立不了案，有的立了案却不能顺利进入诉讼程序，或者败诉居多，这样大家就不会有多大兴趣了。
中外对话：环保法的理念来自美国，中国和美国的公益诉讼有何不同？
林燕梅：美国公益诉讼分两类——据新环保法在中国同样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一类是环境公民执法诉讼（Citizen Enforcement Suit）的案件，主要针对的是违反排污许可证或没有排污许可证排污的“污染者”提起的诉讼，也称为预防性诉讼。一年也就100来个。加上政府决策处罚的案例——政府处罚的，就不能提起诉讼了，一共也才三四百个。不过比起中国，他们的公民诉讼成本低，程序简单，证据简单，救济方式非常明确，而且有还有提前告知的前置程序，相当于执法申请。
另一种，是美国联邦环保总署或自然资源的政府托管部门——如联邦政府的内务部和各州政府——针对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提起的民事诉讼，要求责任主体进行清理、修复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责任。
与中国不同，美国的自然资源的产权非常清晰。山林和河流，要么是公有的（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所有），要么就是私有的，区域内的所有东西都是如此，所以在美国资源所有人有权提起诉讼。而在中国不同了，即便是在同一个自然保护区里，林木和河流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地下水和地下的矿产又是其他部门管理。即使环境NGO提起了修复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怎么进行诉讼，怎么执行，目前还不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