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长假结束之际，北京也告别了连续几周相对良好的空气，陷入了又一轮的“空气末日”。过去一周里，PM2.5浓度高达400微克/立方米，高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水平（25微克/立方米）的十多倍。
官方媒体将最近的雾霾成因归咎于焚烧秸秆。焚烧秸秆是中国农民清理秋收后田地的普遍做法，但这却大幅加重了附近地区的空气污染。这次，中国环保部在整个北方地区通报了376起秸秆焚烧事件，尽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 。河南、山东和辽宁则被中央政府列为焚烧情况最严重的地区。这个季节性农业行为与空气质量之间的联系，引发了又一场关于如何解决屡禁不止的季节性空气污染问题的争论。
秸秆焚烧呈分散性，对长期缺乏资源的环保部门来说，管理上千万个小农户是一大难题，也是一项特别的挑战。相对于应对数量有限的的大型固定污染源来说，发号施令的管理方式在应对具有很大分散性的秸秆焚烧问题上作用非常有限。
10月里一次严重的空气污染之后，几个被环保部点名的省份发起了大规模的秸秆“禁烧”运动，旨在制止农民在自己的地里焚烧秸秆。因秸秆禁烧不力，河南10多个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被召到郑州集中约谈，其中某县更是因此被处以2000万元的经济处罚，地方官员甚至部署警力来遏制焚烧秸秆的蔓延势头。单是在周口，就有500多人因焚烧秸秆而被拘留，更多的人被警方告诫。
这个运动的效果并不明显。就拿河南来说，省政府不得不召集主要县（市）的官员反复重申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无力控制秸秆焚烧形势的表现。这一情况在媒体上更大范围内引发了人们关于如何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反思，主张对于该问题宜“疏”不宜“堵”。
秸秆焚烧是中国农村经济根本性变化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中国农村能源结构的改变使得秸秆作为家庭燃料来源的需求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使得留下务农的妇女老人手工收集秸秆变得很不经济。湖北荆州地方政府的一份分析表明，多个经济因素导致秸秆焚烧问题日益突出。联合收割机可以让农民从手工收割中解放出来，但清理秸秆需要更多的收割和切碎动作，从而增加机器的油耗、降低作业效率并加剧机具的磨损。此外，由于秸秆在终端市场上价格较低，无论农民还是收购企业都不愿意额外雇用人手来收集秸秆。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荆州的秸秆加工利用率仅有10%。
由于大量的经济因素妨碍了农民对秸秆的收集或再利用，管理者应该多挂上几根“胡萝卜”，而非只是依靠行政“大棒”。在这方面，政府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方法，包括支持有能力的下游产业去消化大量的秸秆，以及直接对机械化秸秆还田进行补贴等。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环境部门，政府机构也必须参与进来，尤其是那些负责农业、经济和财政的机构。
在应对秸秆焚烧问题上，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可能与其它环境斗争同根同源。过去这些年中，中国各级政府在治理大型钢铁厂或燃煤电厂这些源头污染企业方面逐渐进步。但是，当面对秸秆焚烧或者城市废物等污染源更加分散的环境问题时，有关部门就会力不从心。联系到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通过发动群众来治理社会“问题”的传统，这个现实的确有些讽刺。比如，人民大学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八个主要城市在经过长达14年的垃圾分类试点之后，结果证明是不成功的。尽管有大量的公益广告活动呼吁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但没有几个城市成功地让市民按照垃圾箱上的简单标志分别投放。
最近，中共政治局的高层文件提出要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措施来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是否能够摆脱发号施令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秸秆焚烧问题，将是对政府改造环境政策工具能力的一次检验。
翻译：奇芳
